极简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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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带领我们更贴近人生
欧洲，是个混合体
欧洲文明是独特的，因为它一直是唯一能让世界其他地区马首是瞻的文明。
它之所以做得到这点，是靠着不断的征服和定居、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思想观念，以及拥有其他人向往的东西。
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普遍运用的科学发现和科技都起源于它，而科学本身就是欧洲的发明之一。
第一章 从希腊说起，讲到日耳曼——古典时期到中世纪
第二章 神性到理性，科学到浪漫——近代欧洲
间奏篇 古典情怀今犹在
迈入文明
罗马帝国曾经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
第一次的侵略者是日耳曼蛮族，继而是穆斯林（指伊斯兰教徒），再来是北欧人，或称维京人。
经过连年的战乱，欧洲社会终于趋于稳定，自己也开始向外扩张——十字军东征圣地，将穆斯林逐出西班牙，接着经由海上掠取世界各地的珍宝文物。
第三章 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 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欧洲，为什么老是抢第一？”澳大利亚知名历史学家约翰?赫斯特在本书中的一场引人入胜的探索，为我们梳理出欧洲文明所以能改变全世界的各种特质。
作者从三大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以及日耳曼战士文化开篇，描述了这三大元素如何彼此强化，又相互对立，最终形塑为欧洲文明的内核；继而在诸多世纪以来催生帝国与城邦，激发征服与十字军东侵，造就出许多性格截然分明的人物
如仁慈的皇帝、好斗的教皇、侠义的骑士，乃至世上第一批享受繁荣和启蒙果实的公民。
哲学思维、民主制度的渊源、政治权力的传递、甚至是医学、生物学使用拉丁文的源始，这种种欧洲因素不断形塑了现代文明的各种特质，使欧洲遥遥走在现代世界的前列。
引言 历史，带领我们更贴近人生
如果你看书有直接跳到最后去看结局的习惯，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开头没多久，便已讲到结局。
这本书以不同的角度，总共把欧洲历史述说了六遍。
本书的内容原本是授课用的讲义，目的是让澳大利亚的大学生对欧洲历史有个初步的认识。
但身为老师的我并不是从最前面开始，按部就班讲到最后。
我的做法是先为学生很快地做个概论，再回头补充细节。
我用前面两章的篇幅简要勾勒出欧洲的完整历史，这确实是最短的欧洲史。
接下来的六章，各取一个特定主题延伸。
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借着回头做更深入的检视，学生可以加深了解。
所有故事都有情节：开头、中间、结局。
以这个定义来看，文明并不是一个故事。
如果我们认为文明的演变必然有起伏跌宕，我们就会被其中的故事性吸引，虽然它迟早会走到结局。
我的目的是从中找出欧洲文明的基本元素，看这些元素如何透过时间重新组合，从古旧中形塑出新的样貌；看旧有的东西如何屹立不摇、风云再现。
历史书总是会触及众多的人物与事件，这是历史的好处之一，带领我们贴近人生。
不过，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问号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
因此，很多历史书所囊括的事件和人物，并没有出现在本书里。
本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较为细节性的描述，约莫谈到1800年就戛然而止，这纯粹是因为我在准备这些教材时，另有一门课专门讲述1800年以后的历史。
有多少历史故事会因为这样而被遗漏？不过，我偶尔会这样期盼：如果我的方法行得通，你会看得出来，我们目前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轮廓面貌在许久以前便已奠定。
本书的重点，在古典时期之后多半放在西欧。
在形塑欧洲文明这件事情上，欧洲各地区的重要性并不均等。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议会政府、法国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影响都比波兰被瓜分来得重大。
我对历史社会学家的著作仰赖甚多，尤其是米歇尔·曼恩（Michael Mann）和帕特里夏·克龙（Patricia Crone）。
克龙并不是欧洲历史的专家，她的专精领域是伊斯兰文化。
不过，她在一本名为《前工业社会》（Pre Industrial Societies）的小书中辟有一章：“畸怪欧洲”（The Oddity of Europe），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杰作，只用了三十页就讲完整个历史，几乎跟我这本“极简史”一样短。
它提供了我将欧洲的各种混杂元素加以整理并重组的构想，成果即是本书前两章所呈现的样貌。
多年来我任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有幸与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教授结为同事。
他对我以大格局看历史的做法多有鼓励，而我对他的著作《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也仰仗甚多。
我编写这些教材，最初的对象是澳大利亚的学生，他们懂得太多澳大利亚历史，对欧洲文明所知却太少，而他们，也是欧洲的一分子。
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
第一章从希腊说起，讲到日¥耳曼——古典时期到中世纪
欧洲文明是独特的，因为它一直是唯一能让世界其他地区马首是瞻的文明。
它之所以做得到这点，是靠着不断的征服和定居、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思想观念，以及拥有其他人向往的东西。
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普遍运用的科学发现和科技都起源于它，而科学本身就是欧洲的发明之一。
在欧洲文明发端之初，它的组成元素有三：
1.古希腊和罗马文化。
2.基督教——犹太教（犹太民族之宗教）的一个奇特分支。
3.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图1—1古希腊城市和殖民聚落。
在环地中海和黑海的贸易和农业聚落里，希腊文明开出繁花盛景。
欧洲文明是个混合体。
随着继续往下读，这个混合特质的重要性，就会慢慢地彰显出来。
现代文明的源头：古希腊
如果我们去找哲学、艺术、文学、数学、科学、医学以及政治思想的源头，所有这些智识，都会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
在希腊的辉煌时期，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数个小聚落分区统治，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城邦。
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城镇，四周有一圈土地环绕，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刻进城去。
希腊人喜欢加入城邦，就像我们归属于某个俱乐部一样，是基于一种同谊情感。
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从这些小城邦里萌生，但它并不是代议式的民主，用不着选举国会议员。
所有的男性公民群聚于某个场所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透过投票表决。
随着城邦人口日益增长，希腊开始派人到地中海其他地区去开拓殖民地。
在当今的土耳其、北非沿岸，甚至远至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都找得到希腊人安家落户的踪迹。
而就在意大利这里，罗马当时只是今日罗马城周遭的一个小村落，与希腊人首度遭逢，进而向他们学习。
罗马国·希腊味
罗马人慢慢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连希腊和希腊所有的殖民地都在它的疆域范围之内。
这个帝国，北以两大河流“莱茵河”及“多瑙河”为界，不过有时也会超越；西边则是大西洋。
英格兰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苏格兰和爱尔兰不是。
帝国南边远抵北非沙漠，东边疆界最难确定，因为此处还有一些与它敌对的帝国。
罗马帝国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但它的领土只有一部分属于今日的欧洲，大部分是在土耳其、中东和北非地区。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
他们用来治理帝国的法律比希腊人高明，对打仗和治国方面都极为有用的工程建筑，水准也在希腊人之上。
可是，在其他方面，就连罗马人也承认希腊人比他们高明，
图1—2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疆域
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
罗马的精英分子除了说自己的母语拉丁语，也会说希腊语；他们把儿子送到雅典上大学，要不就雇个希腊奴隶在家教小孩。
因此，我们谈到罗马帝国时，常形容它是“希腊罗马风格”，是因为罗马人乐见这样的发展。
第一章从希腊说起，讲到日耳曼——古典时期到中世纪
希腊人有多聪明？
从几何学中最容易看出希腊人有多聪明。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几何就是承袭自希腊。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几何，所以我们从最基本的说起。
几何学的运作是：从几个基本定义出发，从中延伸出其他规则。
它的起始是“点”，希腊人为“点”下的定义是：有定位但没有量值的东西。
其实它当然也有量值，像这页下方的点就有宽度（直径），
不过几何可说是一种假想的世界，一个纯粹的世界。
其次是有长度但没有宽度的“线”，再来是“直线”的定义：两点之间最短的线。
根据这三个定义，你可以建立出圆的定义：首先，它是一条能造出一个封闭图形的线。
可是，你要怎么形容“圆”呢？仔细想想，圆还真难描述。
它的定义是：这个图形当中有个中心点，从这个固定点连接到这个图形的所有直线都是等距。
除了圆形，你还可以定义出可无限延伸但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以及各式各样的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常见形状。
这些形体，无一不是由线组成，除了各有定义明确、清楚的特征外，连彼此之间各种交集和重叠的可能性，都被希腊人一一探讨过。
一切都可借由前面已建立的定义得到证明。
举例来说，只要利用平行线的特性，即可证明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一共是180度。
几何学是个简单、优雅、逻辑的系统，非常赏心，也非常之美。
美？希腊人确实认为它很美。
而从希腊人学习几何的动机，也可窥见他们的心智。
我们在学校里做几何，是把几何当习题来做，但希腊人并不仅以习题视之，也不是因为它在测量或导航方面有实际用途。
在他们眼里，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
当我们环顾四周，被眼前形形色色、丰富多样的
几何的活用
平行线不会相交。
我们可以为这个特色下个定义：一条线穿过两条平行线，会造成两个相等的错角；如果这两个角不相等，两条线一定会交集或岔开，换句话说，就是不平行。
我们用希腊字母来代表角度，左图中的 即是两个相等的错角。
将希腊字母用在几何里，是提醒人们不忘本。
我们这里用了三个字母： 、 、 。
从这个定义出发，可求出三角形三个内角的总和。
右上图中，我们把三角形ABC置于两条平行线当中。
利用已知数去求未知数，是几何学的奥妙所在。
由于平行线的错角相等，可知A点的 角与B点的 角度相同。
同样，C点的 角也与B点的 角相同。
上面那条平行线的B点是由三个角所组成： + + 。
这三个角组成一条直线，而我们知道，直线是180度。
因此， + + =180。
前面我们已利用平行线，得知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 + + ，因此，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度。
就这样，我们利用平行线证明了三角形的一些特质。
世界吸引，所有事物都随机又漫无章法地出现。
但希腊人相信，这一切都可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
这些多元样貌的背后，必然有种简单、规律、有逻辑的原理在支撑，像几何学就是。
希腊人研究科学，并不像我们是先有假设再用实验去验证，他们认为，只要你开始思索，努力推敲，就可以得出正确答案。
因此，他们根据灵感，大胆揣测。
有位希腊哲学家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水做的，这显示他们对“简单的答案”多么求之若渴。
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四样东西组成：土、火、水和空气。
还有一个哲学家说，其实万物皆由一种微小物质组成，他称之为原子——这可是中了大奖。
他根据灵感而做出的猜测，让20世纪的我们又回头去研究它。
听随灵感的“科学精神”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科学始于四百年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古希腊的两千年后。
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推翻了当时依然是主流和权威的希腊科学的中心教义，但它之所以能推翻希腊科学，遵循的正是这种希腊灵感：答案应该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
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分属于17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异口同声说，唯有答案简单，才可能近乎正确。
这两位科学大师都能用数学公式提出解答，用方程式描述物质的组成和物质的移动。
其实，希腊人的灵感常常是错的，有时候还错得离谱。
希腊人认为答案应该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的基本直觉也可能是错的。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欧洲文明的最伟大成就仍应归功于希腊人。
希腊人为什么这样聪明？我认为我们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照理说历史学者应该能够释疑，可是当他们碰上这样的“大哉问”——譬如说，为什么这些小小城邦能培养出这样深富逻辑、灵活敏捷、心神专注的头脑时，却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解释。
所有的历史学者，就跟其他人一样，只有纳闷的份。
唯一的神，绝对的真理
再来说另一个奇迹。
我们即将谈到欧洲这个混合体的第二个元素——基督教。
犹太人一直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这是极不寻常的观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奉多神，这比较普遍。
犹太人还有个更异乎寻常的信念，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唯一真神会对他们特别照顾。
因此，犹太人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作为回报，这套律法的基石是“十诫”，是摩西将犹太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带领出来时告谕给他们的。
直到近些年，“十诫”一直是西方道德的核心，基督徒对它滚瓜烂熟，光说第几诫就知道内容是什么。
你可以说，某个人永远会严守第八诫，不过有时候会触犯第七诫。
下面是“十诫”的内容，根据的是《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记载。
神吩咐这一切，说：“我是耶和华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妄呼耶和华你天主的名；因为凡妄呼他名的人，耶和华决不让他们免受惩罚。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并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好使你在耶和华你的天主所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你近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及他一切所有的。
”
“十诫”只是这套道德法规的开端而已。
犹太人的法规极其繁复琐细，除了包含一般的实质律法，例如犯罪、财产、继承、婚姻，就连饮食、清洁、如何治理家务、如何在教堂中献祭上帝也都涵盖在内。
虽然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他们并没有逐梦的空间。
他们常常遭受屈辱，被外族占领、放逐；可是，他们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或他对他们的关爱。
当苦难降临，他们的结论是自己没有恪遵上帝的规定，以至于触怒了神。
因此，在犹太民族的宗教里，一如基督教中，道德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但其他宗教就不见得如此。
罗马人和希腊人的神祇就常有失德之事，拈花惹草、钩心斗角什么都来。
罗马宗教里，神也可能对人类施以惩罚，不过通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败德恶行。
说不定只是你没有好好祭拜他或祭拜的次数不够多而已。
耶稣，基督教的始祖，就是个犹太人，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
在耶稣传道之时，犹太人再度丧失了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耶稣一些徒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领导起义，对抗罗马。
他的敌人设计于他，想骗他说出带有谋反意图的话。
他们问，我们应该纳税给罗马吗？耶稣回答，拿一个银钱给我看——这上头是什么图案？对方回答，是恺撒的像。
耶稣就说：“恺撒的，就应归给恺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
耶稣熟知犹太人的律法和教训，从中延伸出他自己的教义。
他的教诲有一部分就是这套律法的精华摘要。
其中一条是：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爱耶和华你的天主，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
我们不清楚耶稣有没有说过你可以忘掉所有细节，只管记得这些精要结论就好；或者他曾说过细节，例如清洁、献祭等也很重要，现在我们不得而知。
耶稣的训示有多少是在犹太教义之内或有多少逾越了界线，学者迄今依然争论不休。
不过有件事是清楚的：他把那些已经非常严格，你可能认为要做到简直是痴人说梦的古老道德教训更推而广之，发扬光大。
只要看看他的“山中圣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记载：
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大家对罗马税吏深恶痛绝）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在这次传道中，耶稣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
当时有许多讲道人和先知，耶稣只是其一。
犹太教的领导阶层对这些讲道人心生疑忌，跟罗马人联手合作，并将耶稣处以死刑的也是这些犹太领袖。
但不同于其他精神导师的是，耶稣在死后复活了——至少他的信徒这样相信。
在今天，很多上教堂的人或许以为耶稣不过是个心灵导师、先知或贤善之人，但他不仅如此。
耶稣的信徒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那代表着为了拯救人类，使其免于毁灭——这是人类原罪的后果。
因为他们把邪恶带入这个人世，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只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死后不但不会被打入地狱受火烧之苦，更能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
这样的教义是只对犹太人有效，还是所有人类共有？耶稣死后，他的跟随者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
传统派主张，唯有先变成犹太人，遵奉《旧约》中针对犹太人订下的所有严格规定，包括割包皮，一种对成人男子来说颇为痛苦的手术，你才有可能成为基督徒。
当初如果这一派获胜，今天的基督教很可能就只是犹太信仰的一个小旁支而已，甚或已经灰飞烟灭，就算不灭绝也势必无足轻重。
结果胜出的是另一方。
他们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宗教。
你不必先变成犹太人，所有法规都可以置诸脑后，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那些戒律当中解放出来；他关于爱的教诲凌驾于一切律法之上。
这是早期基督教会一位伟大传教士保罗的观点，有人甚至尊保罗为基督教的鼻祖，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这个信仰还只是犹太人的家务事。
耶稣是犹太人，他的徒众也是，有些人希望就这样保持下去，而因为保罗确凿地指出这是所有人的宗教，自此而后，基督教就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至少开启了这样的可能。
接下去的三百年间，它被广为传播，在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开花结果。
日耳曼蛮族的逻辑
这个混合体的第三组人马，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
他们原本住在北方边界处，在公元400年之后大举入侵，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已被他们毁灭。
欧洲文明这个混合体，就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方粗具了它的雏形。
这些蛮族粗野不文，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对他们在侵略帝国之前的事迹所知极少。
关于他们的记述，最好的描述当属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者塔西佗（Tacitus），但这也可能不是第一手的资料。
据他形容，这些蛮族的首领和战士一起生活、一起打仗，简直是为打仗而活：
在战场上，首领的勇气要是被战士比下去，或是战士的勇气比不过首领，都是可耻的事。
如果首领倒下而你离开战场独活，那更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污名和耻辱。
对首领极尽保护、捍卫，贬抑自己的英雄行为而把功劳归给首领，是服从的真实意涵。
首领为胜利而战，战士则为首领而战。
很多贵族子弟，如果出生地承平了好一段时间，会刻意去挑衅其他正有战事进行的部族。
这些蛮族对和平毫无胃口，在危难中博得名声比较容易，更何况，要养得起旗下的战士大军，唯有凭借暴力和打仗一途。
战士们总是伸手向首领要东西：把你的战马赐给我吧，要不那根血迹斑斑、代表胜利的箭矛也行。
至于吃饭，不管伙食是丰盛还是普通，都被当做报酬看待。
既然这样慷慨，你非得靠战争和掠夺，才供养得起。
你会发现，要劝动一个日耳曼人下田耕种，耐心等着一年一度的收成，要比劝他去挑战敌人、赢得受伤的奖赏来得困难。
他认为，能靠流血换到的东西却去流汗得来，是没骨气、等而下之的事。
这样的蛮族，在三百年后取代了整个罗马帝国。
我们已经检视完这三个组成元素，在此做个归纳。
（见上图）
希腊人的观点：这是一个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的世界。
基督教的观点：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唯有耶稣能拯救它。
日耳曼蛮族的观点则是：打仗是好玩的事。
这些看似天差地远的元素组合在一起，造就了欧洲的文明。
如果持续迫害下去……
这三种元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呢？首先，想想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关联。
基督教时常遭到罗马政府的迫害。
他们没收《圣经》典籍，查封教会财产，逮捕基督徒施以酷刑，处死那些不肯背弃基督的人。
罗马人是很包容的。
他们所统治的帝国是由许多种族和宗教所共同组成，所以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罗马人都会让你走自己的路。
你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你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只除了一点：你必须对皇帝敬拜，因为罗马人相信，君主的地位与神明无异。
你必须做的敬拜其实也微不足道。
比如说，君王的一张肖像或一尊雕像前面有一团火，你必须拿一小撮盐洒在火里，让火苗蹿大，这样就够了，颇类于今日向国旗致敬或是唱国歌。
但基督徒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跟犹太人一样，说自己只能崇拜唯一的真神，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肯把君王当做神一般对待。
只不过，犹太人不肯对君王致敬，罗马人通常会放他们一马，因为在罗马人眼里，犹太人只不过是个古怪、反复无常但面目容易辨识的古老民族，它据于国土的一方，有自己的神庙和守护神；对比之下，基督徒却在奉行一种新宗教，而且什么人都可能是基督徒，什么地方都可能有基督徒。
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颠覆分子，必须铲除而后快。
只不过罗马人当时如果持续迫害下去，这个目标说不定早已得逞。
从追杀到独尊
可是，奇迹发生了。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一位基督徒，或者说至少公开表态支持基督教会。
他认为基督教的神可以眷顾他，让他的帝国超越其他所有帝国。
当时基督教距离跻身主流信仰尚远，这个一国之尊的统治者却张臂拥抱；他拿钱资助教会，为主教的统治权背书。
五十年后，另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更禁止异教，独尊基督教为国教。
如此这般，在耶稣于罗马帝国一个纷争不断的偏远省份传教四百年后，基督教成了这个帝国正式也是唯一的宗教。
主教和教士们现在可以大摇大摆走在各个城镇里，甚至进军乡村，大肆摧毁异教的寺庙。
这是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结：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
图1—3君士坦丁大帝（272—337），公元313年赋予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罗马皇帝。
这时候的教会跟早期教会已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开始，基督教团体是在私人屋宅里聚会，如今，三四百年之后，他们已有完整的层级组织：堂区司铎（神父）、主教、大主教，神职人员不但是全职，还有薪资可拿。
其中一名主教，也就是罗马的主教，更让自己坐上教皇的尊座，掌理了整个教会。
这个教会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也设有法庭、监狱以执行法律。
而教会不只管教务，还管到其他重要大事，例如婚姻、继承。
教会也有它自己的税收体系，因为所有人民都有义务掏钱来供养它。
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幸存下来——俨然一个独立政府。
教皇和罗马帝王的角色平起平坐，治理麾下所有层级的文武百官。
造成这个组合体的第二个连结就是：教会变成了罗马人的教会。
从利用到融合
罗马帝国崩灭后，教会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了下来（它先前就已经这么做）。
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展，因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全都是异教徒，不是基督徒。
基督教会为什么要为这些人如此费事呢？教会中有一派说他们不该这样做，因为这些文字记述都是假的，唯一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
“雅典和耶路撒冷哪有什么关联？”德尔图良（Tertullian，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如是说。
不过这派观点最后并没有获胜。
基督徒并没有自订一套教育体制，因此，在基督教会下令将这套信仰制度化之初，非常仰赖熟谙希腊罗马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协助。
这些人利用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替基督教教义解释、辩护。
信奉基督的学者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与道德学家只触及了部分的真理，基督教教义才理所当然是完整的；不过，这些希腊哲学家可以作为引导，让大众走向真理、辨明真理。
因此，虽然他们是异教徒，基督教会还是保存了他们的著作并善加利用。
这是第三个连结：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日耳曼蛮族侵犯罗马帝国的时候，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
他们的目的在于攻城略地，想占夺最肥沃的土地以安家落户，好好享受人生的美好东西。
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
问题是，在公元400年之后，太多蛮族来到，侵占了太多土地，罗马的君王已落得无辖地可治。
事实上，罗马帝国之所以走到尽头，就是因为疆土已无剩余，没有领地可以统治了。
至于日耳曼蛮族们，发现必须开始统治自己所占领的社会，这不但令他们始料未及，而且处境非常棘手。
他们目不识丁，在他们所制造出的混乱中，一息仅存的罗马政权终于断了气，而商业交易和所有城镇都在萎缩。
各拥武装的蛮族首领们纷纷自立为王，建立起小邦小国；王国之间自相残杀，迅速楼起迅速楼塌。
在西欧，一直要到数百年后，现代国家的雏形——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才终于出现。
处于这些情境下的政府脆弱不堪，弱到连个税都征不到。
（在我们看来，这些词汇本身就是矛盾的：一个征不了税的政府！）这位已不光是蛮族首领的日耳曼人现在已化身为国王，他把土地分封给他的战士，而这些战士则化身为贵族，条件是一旦国王需要军队，这些贵族就得供应，要多少就给多少。
可是，渐渐地，这些贵族开始视这些土地为己有，对于出兵多少、精良与否、为什么出兵，也开始自作主张。
土地你拿去，其他留给我
在今天，各国领袖都会阅兵。
他们从三军将士前面走过，状似检查军容，口中偶尔吐出一言两语，这是沿袭早前中古时期的习俗；当时那些国王真的是一面检查贵族派来的士兵，一面自言自语：“这回他们又送了什么东西来？”
国王长年征战不休，原因可能是为了争权，为了保住统治权以免落入贵族手里，为了自订税收，为了拥有一支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军队，为了设立自己的官僚体制。
可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立足薄弱，有些事永远也威吓不了人。
私有财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那些贵族已把借着条件交换得来的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
这对政府来说永远是个束缚，因此，虽然欧洲国王的权力日增一日，却不曾演变成东方的专制君王。
东方的专制暴君把领土上的一切都据为己有，如果需要什么物资，只要没收某人物产或派兵到市集拿一堆东西回来就是。
反观欧洲的政府，虽然号称“绝对权力”，却从未这样做过。
“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是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
从私有财产权出发，衍生出人权观念，是西方价值的核心。
政府权力必须有所限制，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勃兴，其实是因为这些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处受限。
“对政府有所设限”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
了解这些战士的背景和心态后，对于他们在侵略罗马帝国后纷纷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至于感到意外。
罗马帝国崩塌后，教会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机构。
当这帮战士兵临城下打算掠夺之际，前去打交道的常是基督教的主教，他这样说：“河流那头的土地你们可以拿去，但其他的请留给我们。
”他遥指的可能是前罗马的总督府，说自己过不久还会登门叩访以协助治理国事，日耳曼蛮族首领想当然耳，也就开始以总督自居。
很快地，这些战士就被主教们说服了——主教告诉他们，只要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就更能克敌制胜。
这是一群很特别的征服者：他们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
教会明白告诉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国王和贵族，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奉行基督信仰。
这是最后一个连结点：日耳曼蛮族支持基督教。
如果我们把以上这些连结点做个归纳：
这是个非常怪异的组合，对不对？他们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盟，是个不稳定的组合。
它最后终于瓦解，但在分崩离析之前，它维系了将近千年之久——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灭开始，直到1400年左右。
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中古时期或中世纪。
有些历史学者采用宏观角度，认为公元1400年即是现代（近代）的起点。
以这种观点来看，欧洲历史可分成三个时代：古代或称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
这个怪异的三角组合虽然撑过了整个中世纪，不过个中元素一直在变。
就拿基督教来说，不管你怎么定义它，它都不是一个倾向开战的宗教。
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
”早期的基督徒拒绝服兵役，罗马人会对他们心生疑忌，这就是原因之一。
但是，基督徒和日耳曼蛮族现在却是伙伴关系。
这种“如果有人打你耳光，你就转过另一边让他打”的宗教，却受到一群好战的钢铁硬汉的撑持，这是何等地矛盾？不过，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并订其为正式国教后，这个宗教对于暴力的想法也开始有了转变。
既然政府不可能不打仗，教会如果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就得点头同意，认可政府有时可以因为公平正义而出兵打仗。
好战者与基督徒的矛盾结合
不过，教会虽然跟蛮族成为搭档，对他们的价值观却不是照章全收。
经过几个世纪，这些战士已经演变成骑士。
骑士热爱战斗，对自己的战斗能力深以为傲，但他们是为了正当理由而战。
教会鼓励他们去攻打非基督徒——这个理由确实再正当不过。
教会也鼓励十字军远征，前往已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的东方圣地。
如果你愿意出征到那边打仗，你会得到特别的奖赏。
骑士也要保护弱者，尤其是保护出身贵族的名门淑女。
由于战斗被赋予了这种新的道德意涵，一个男人要借由一种犹如宗教的仪式才能成为骑士。
他把剑放在基督教堂的圣坛上，由国王为他佩戴后，这名骑士才能拿它到外头去行善除恶。
图1—4法兰克国王查理一世（查理大帝）为骑士罗兰配戴宝剑；根据传说，罗兰于远征西班牙之役中遭穆斯林（伊斯兰教徒）袭击而亡。
图1—5基督教会保存古希腊罗马的学术，目的是用以支持它的教义。
保护女士、敬重女士的风范在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
骑士绝迹之后，演变成为“绅士”风度。
绅士是基督教骑士的后裔，有女士进入屋内，即刻起身以示尊重；女士不落座，自己不可就座，见到女士必须点帽檐致意。
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学校里学到的，而学到后就很难忘记。
在这方面，我发现自己活脱是个中世纪的遗迹。
但近代的女性主义者却对这样的尊重抱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她们不希望自己被捧得高高的受人致敬，她们要的是平等。
在争取平权的运动中，她们占有高度的优势——从高台上起步当然胜过从脚下的平地。
由于欧洲文化原本就有这种程度的尊重，大众对女性主义可说是相当平和地接受。
这点与其他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组合的另一个紧张关系：基督教会对古希腊和罗马学术进行了积极主动的保存；教会并不光是把一些智慧典籍放在橱柜里束诸高阁。
这些文献能够留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有机会拜读，是因为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都在抄写，一再地抄写。
当年没有印刷术，书本会腐烂、会枯朽。
诸多希腊罗马的珍贵文物之所以留存至今，是拜修道院里的修士之赐，虽然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抄写什么，因此错误百出。
神学为什么这么神？
如果光读原始文字，这些文献代表的是一种非属基督教的异教徒的哲学、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然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对知识生活的把持是如此铺天盖地，以至于竟然没有人看过这些典籍原本的文字。
教会的做法是截取它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圣经》的段落编在一起，构筑出一套基督教神学，也就是一套关于上帝的世界和上帝救赎计划的记述。
如此这般，希腊的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基督教了。
若有新发现的古文献出土，这些学者们也不惊不扰，把它编进新版的神学里不就得了。
我们且将这个组合在中世纪的运作做个归纳。
我们知道，蛮族现在变成了信奉基督的骑士，也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学术被拿来支持基督教。
而教会，就居于这个怪异的结盟体之间运筹帷幄，努力维系这个体制于不坠。
学术是基督教的，骑士也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成了基督教王国，是耶稣基督的天下。
公元1400年后，这个怪异的联盟开始崩裂，历史学者所称的“近代”于焉展开。
第二章 神性到理性，科学到浪漫——近代欧洲
构成欧洲文明的混合体是个不稳定的组合。
虽然它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世纪，一千年左右，但组成元素之间并不调和。
时至公元1400年，这个混合体开始分崩离析，它的分裂首先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常被描述为古希腊罗马学术的发现或再发现。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智识成就曾经遗失，而今重新被找回，虽然当时确有若干新的发现问世。
它的改变在于不再使用古代知识来支持基督教会的神学，而是有许多学者，主要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
他们希望像古代艺术家那样从事艺术创作，希望建造出类似他们的建筑，跟他们一样读写拉丁文，所思所想俱与他们相同。
他们想回到过去那个非基督教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已被教会藏匿起来，因为教会只把这些知识利用于遂行自己的目的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入世”的世界。
古典时代之前的人对死后的生命其实没有那么看重，对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关注更多，他们对人的力量和能耐欢喜拥抱，不会满脑子想的尽是人的邪恶堕落。
文艺复兴学者现在进入了一个思想奔放的世界。
怎样生活最好，想些什么最好，古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早就百花齐放，在观点上百家争鸣，但他们的辩证和推论并没有被传承下来，因为基督教会已经给人民的思想紧紧裹上了束缚衣。
文艺复兴的古典主张
不过，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直接攻击基督教。
他们的个人态度或有不同，但大致上对基督教采取的观点颇类似于古人的宗教观，那就是：宗教是个基本的存在，大体而言是件好事或者说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关注。
宗教不该钳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而这正是教会一贯的目的。
这样的钳制一旦被打破，欧洲的思想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大胆开阔、天马行空。
随着文艺复兴来到，欧洲社会开启了它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在世俗的世界里，宗教可以存在，但是属于私人事务，或是一群人受到某些信念所吸引的结社团体——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
宗教不能左右社会，不能强制每个人遵守规定和仪式，也不能宰制思想。
文艺复兴的结果是，身处于某种文化和传统的人，靠着思想让自己迈入另一种文化和传统。
一旦跨过这条分界线，你就永远不一样了。
任何东西都不再是不变的。
欧洲的思想家们震撼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带来的冲击，而这并不是它最后一次发生。
最开始把希腊和罗马年代称为古典时代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古典在此处意味着经典、最优，例如我们说经典的接球、经典的演出，
是种无法超越的精彩。
他们相信，古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成就一直无人超越，未来也无可超越。
至于他们自己，能够庶几近之也就不错了。
如此这般，欧洲这个组合体就因为“文艺复兴”的这个信息——古典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受到了干扰。
西方人现在计算年代的方法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准上，这不啻是代表：这个文明的本质是个混合体。
制定公元年份是从基督诞生的那年起算，这表示西方人依然承认自己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
AD是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思是救世主出世之年（事实上耶稣并非诞生于公元元年，生于公元前6年或前4年更为可能）。
不过，我们把历史划分为几个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就跟基督教毫无关系了。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意指古典世界已臻于完美的巅峰，之后人类逐渐偏离了正道，就此跟宝贵的遗产失却了联系。
这段“暂停”时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也就是基督教会在智识和社会生活上实现全面操控的时期。
因此，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分，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
行动像天使，悟性像神明
有三件雕塑作品可以显示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这三个进程的转折（见下页）。
第一件是一尊古希腊雕像，留存至今的希腊原始雕像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看到的通常是罗马人的复制品，品质很难和真迹相比。
这尊雕像出自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之手，雕的是赫尔墨斯（Hermes）握抱着婴儿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
人体是完美的，这个观念是希腊的发明之一。
一如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裸体像和裸露的身体是有分别的。
裸体像本身展现的是丰富的力与美，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裸露的身体就只是没穿衣服而已，而且因为没穿衣服而显得自曝其短。
当然，大部分的男体看起来并不像那尊雕像；希腊人的目的不是要展现哪个人的躯体，他们的用心是从人体中找到完美，并且利用数学算出至为赏心悦目的比例和线条。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现出中世纪的人体观。
这是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它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诫他们不能吃的水果。
亚当在责怪夏娃，夏娃在责怪毒蛇，两人都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
这明显不是裸体作品，它们是基督教义的具体展现，表示身体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根源。
图2—1普拉克西特列斯所雕的赫尔墨斯（左）；希尔德斯海姆教堂青铜大门上的人物画，上帝在责怪亚当和夏娃（中）；米开郎琪罗的大卫像（右）。
第三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将自己投射为希腊古人，重拾他们对裸体的概念。
他所雕刻的大卫像是公认的完美人类形貌；人类是尊贵、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
从裸体作品到罪恶的赤身露体再回归裸体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意涵演变，而这正是文艺复兴对它本身的理解。
耶稣早就警告过……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世界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冲击，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第二个，这回是对基督教会的直接攻击。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基督教会回复到尚未罗马化之前的样貌。
我们说过，基督教会因为跟着罗马帝国一起成长，各种特性深得罗马真传；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的教皇依然屹立，地位俨然君王一般，而各教区的主教和大主教，也犹如古罗马帝国的行政百官，辖下更有不计其数的地方神父教士。
这个圣职体制不单有自己的法律、刑罚和监狱，还有自订的税收制度。
教皇和主教团掌理着整个教会，教义也由他们制订。
教会可以给你救赎，可是必须透过它所掌握的东西来运行。
你要得救，非得靠神父和主教不可。
你必须领圣餐、参与弥撒，还需要神父替你变魔术，把面包和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血和肉。
你需要神父听你忏悔，赐你宽恕，教你如何赎罪。
神父可能要你念百遍千遍的圣母玛丽亚或指示你去朝圣，或者如果犯行重大，会要你到圣坛之前乖乖接受鞭笞。
如果你是有钱人却快死了，他可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除非你把大笔财富留给教会，否则你进不了天堂。
在中世纪，大部分的神父、主教和大主教加入教会，并不是因为宗教情怀或特别虔诚；他们加入教会，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庞大也最有钱的组织。
领圣职就跟今天你去当公务员、进大公司、进政坛或进大学没有两样，可能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差事、有兴趣的工作或高薪，也可能是为了吃香喝辣、施展权力。
在教会里，你有的是机会捞油水、发横财，还能替亲戚朋友谋职找事，让他们鸡犬升天。
可是，这个巧取豪夺、富有又腐败的组织，却也是耶稣教诲以及早期基督徒言行记录的保存者。
耶稣和他的门徒出身卑微，如今教皇和主教们却高居于庙堂之上。
耶稣早就警告过拥有财富的危险，而早期基督徒聚会都是在自家或别的信徒家里。
《圣经》上对这些都有明文记载，因此，教会保存的圣典文献若是落入了反对基督教的批评者之手，很可能会变成引爆的炸药。
那么，教会是靠什么手法，可以避开这种破坏性的批判这么久？
马丁·路德之时势英雄
由于《圣经》是以拉丁文书写，极少人能够阅读。
教会说，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解读《圣经》的权责单位。
任何人要是利用《圣经》去批评教会的训示或作为，就会被当成异教徒绑在木桩上烧死；换句话说，你要是非信徒，不但会害了自己，对基督教也会造成威胁。
可是，到了16世纪，有个“异教徒”却逃过了一劫，
马丁·路德画像，德意志宫廷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绘于1532年。
他的名字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个修士，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认真。
他对自己的救赎充满煎熬：“我，一个满身罪恶的人，必须怎么做才可能得救？”一天，他读到《圣经》中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顿时豁然开朗。
保罗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
”马丁·路德从这句话里做出推论：
你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对神父的指示言听计从。
你只要相信上帝、抱持信仰就行了。
“因信称义”，是路德教派的中心教义。
只要相信基督，你就能得到救赎。
当然，作为信徒，你会乐于去做让上帝高兴的事，一如教会所说，要行善积德，去做一些耶稣说我们该做的工。
可是，行善积德本身并不能帮助你得救。
这是新教和天主教教义的基本分野。
罗马天主教强调，行善积德是得救的一个过程；朝圣、施舍钱财给穷人，都有助于你的最终目的——与上帝同在。
但马丁·路德说不是这样的；就凭我们，浑身罪恶又腐败的我们，哪有可能做出什么让上帝高兴的事情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崇信上帝，而只要我们崇信他，上帝就会让我们得救，这是他做过的应许。
这算是一种反求诸己的宗教。
马丁·路德说，罗马教廷花了几世纪建立的一个庞大机制，根本毫无必要，但罗马教廷对这个观点并没有虚心受教。
教皇驳斥了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批评以及他对救赎的新见地，而马丁·路德也强烈谴责教皇作为回复：
这人以为他是谁啊？他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表，但他其实是耶稣的敌人，是个反基督之道而行的人。
他过着奢华的生活，头戴着三重皇冠，你来到他面前必须亲吻他的脚趾头，要行动还得仆人高举过肩，而我们从《圣经》上知道，耶稣基督都是靠着两条腿行走四方。
《圣经》，是马丁·路德据以批评教会的关键。
如果《圣经》上没写的，教会就没有理由去坚持或执行哪个训令。
《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和罗马教廷决裂后，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
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圣经》的训示和教诲为据，对罗马教廷进行改革的运动。
它希望重塑早年的教会生活。
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信息是：基督教并不是罗马人的宗教。
既然异教徒必须受火刑烧死，马丁·路德是如何逃过这个劫数的呢？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拜印刷术发明之赐。
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批评和谴责立刻被印成文字，传遍了整个欧洲。
马丁·路德开始抨击教会之时，印刷术还是个新发明，问世不过五十年；教皇要打压马丁·路德的计划还没成形，他的大名已是尽人皆知，每个人都在拜读他的批评文章。
在过去，也曾有许多异教徒在一国之内带领着一小撮跟随者，但马丁·路德不一样，他很快就拥有了大批随众，国内国外都有。
马丁·路德攻击罗马，一些德意志王侯见猎心喜，是他能幸免于难的另一个原因。
当时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它是一个由许多小国组成的邦联。
罗马教廷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要大过在英国、法国，这即是部分原因——英国和法国是统一的国家。
在德意志，教会握有广大的土地，有些地区甚至占据泰半；剥削人民、聚敛钱财不说，各教区的主教也由教皇任命，这些王公贵族全无置喙余地。
若是跟着马丁·路德走，他们便可占据教会土地，任命领地内的主教，对罗马停止金钱捐输，于是，这些王族成了马丁·路德的保护者，并在领土内广建路德的新教教会。
日耳曼民族有一半的土地都设有新教教会，路德派教义也从现在的德国北传到了瑞典、丹麦和挪威。
英国则是创立了自有的新教品牌，称为英国国教。
两派人马从相残到相容
罗马教廷的敌人很快就变得不止一个。
新教教会的形式不一而足，因国家而异。
它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给自足，建立起一系列教会，天主教会则是个跨越多国的庞大组织。
平民百姓在受到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鼓励而自己阅读《圣经》后，不久也从中找到批评马丁·路德的理由。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由于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去诠释《圣经》、监督信仰，新教会不断增设，也不断被淘汰。
一百多年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就这样互相攻伐，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两方都认为对方大错特错，都不认为对方只是不同种类的基督教，甚至不只是非基督教而已，而是以反基督、真正教会的敌人视之，唯有另一方被消灭，真正的教会才能存续，这种认可杀人的教义引发了屠杀——与其让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去传扬一种完全抵触上帝的训示，而使得他在世间的教会受到伤害，不如把对方给杀了来得好。
不过，在互相残杀、谁也没胜过谁的百余年后，两方终于达成长期的休兵协议，包容的观念也逐渐成形。
首先，双方同意某些国家可以信奉新教，某些可以信奉天主教，接着——这是一大跃进——同一国里不同的基督教派也可和平共处，虽然一开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这个可能性都不敢置信。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向过去看齐的运动，两者皆是意图将欧洲这个混合体的某个部分独立分离出来。
文艺复兴着眼的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新教改革者则是频频回顾罗马教廷承袭罗马习性之前的基督教会。
天主教教会保存的文献在这两个运动中都占有核心地位。
它所保存的希腊和罗马学术，被文艺复兴运动拿来规避它对知识的钳制，而它所创造并予以神圣化的《圣经》，则被新教改革者拿来颠覆它的神学和单一性。
牛顿、达尔文让谁低头？
现在，我们要来看欧洲文化是如何从“回顾”演变为“前瞻”，看它何以开始相信进步，相信假以时日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信念。
相信进步，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
这段时期是现代科学的发轫期。
17世纪伊始，希腊人在解释宇宙及其运行方面依然是权威。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所有星球都是环绕地球运行，包括太阳和月亮。
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它看来不像在动——有什么力量可能动得了它呢？所以它是静止的。
而地球是个不纯净的境域：地球上的东西会改变、会腐朽，天空却是纯净、完美、永恒不变的。
而其他星球为什么要以圆周绕行地球呢？因为圆形是个完美的形状。
这是希腊几何学说的一部分，认为世上有完美的形状存在，正方形是其一，圆形也是。
因此，星球会以圆周绕行地球，而既然天空是个完美境域，它们并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
星球以完美的圆周绕行，和谐自得。
这个观点在17世纪被推翻了：太阳才是这个天体系统的中心，各个星球环绕着它运行，但不是以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运行；地球是环绕太阳旋转的星球之一，而月亮是环绕着地球旋转。
这个天体系统是单一的体系；所谓的不同界域、不纯净的地球和纯净天空之说已成过去。
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体系，只要一条法则或一套定律，就可解释全部。
是什么在推动地球和其他星球呢？根据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的说法，答案是：宇宙的万事万物，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都会以直线状态持续运动下去。
而宇宙所有物体之间都有一股互相吸引的重力作用其间，就是一种永远都存在的引力。
所有的物体都会互相吸引：这本书被地球吸引，月亮被地球吸引，地球被太阳吸引。
地球上的海潮起起落落，也是因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变化所致。
这个单一体系把所有的物质都吸聚在一起。
我们现在知道，星球为什么那样运转。
有两股力量在运作，一是它本身以直线行进的倾向，一是被太阳吸引的倾向。
两种倾向拉锯的结果，星球的运转就变得倾斜，绕行太阳的轨道因此是椭圆形状。
牛顿把这个存在于所有物体之间的吸引力称为“万有引力”（或称地心引力、重力），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可算出任何两种物体之间的引力。
这个定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这个定律说，物体体积越大，引力就越强——它跟物体的质量呈正比关系。
而物体之间距离越大，引力就越弱——它跟物体之间的距离呈反比。
因此，若是两个物体的质量增加，引力就变大，两者越离越远，引力就减少。
事实上，当两个物体分开，引力会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降幅是两个物体之间距离的平方。
因此距离如果加倍，会让引力减弱四倍（2×2）。
F=G m1×m2r2
公式：
F=两个物体间的引力
G=万有引力常数
m1=第一个物体的质量
m2=第二个物体的质量
r=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
以上是它的公式。
牛顿利用它算出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这样的等式提醒我们：数学确是科学的中心，希腊人的直觉果然是对的——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它的运行规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
17世纪的科学家推翻了希腊的宇宙说，但他们之所以推翻得了，用的还是希腊的数学方法。
从我们的位置——地球，距离太阳第三远的星球——却能发现这整个天体系的运作，是何等伟大的成就！在过去，人类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位置，根据自己的直觉推断地球恒常静止不动，是多么理所当然，对一流希腊头脑思索出来的学说尊崇有加，又是多么恰当；但17世纪的科学却与这种种趋向反道而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科学革命带来的信息是：希腊人错了。
对古典的极力尊崇就此打破，我们不但追平了他们，甚且超越了他们。
这些科学家多么聪明啊，可是他们的聪明带来了什么？他们发现，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其实微不足道。
这是西方普遍面对的困境：我们很聪明，可是我们不断在发现自己的无足轻重。
但更惨的还在后头，19世纪，达尔文把这个论点延伸得更远：人类跟猿猴来自同一个祖先。
这对人类本身和人类的傲慢来说，都是更大的棒喝。
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什么特别的生物，我们只是借由一种偶然机制，从动物王国里繁衍出来的后代。
对于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围绕着它旋转的新学说，不管是新教或天主教教会，一开始都抱持反对的立场。
《圣经》说，是上帝创造了地球，接着在地球上空装置了太阳、星和月亮，但教会最后也不得不低头，宣布这些科学家才是对的——就跟他们最初驳斥达尔文一样，结果两次都威望大失。
法国启蒙运动——你会在哪里找到“上帝”？
科学革命之后，那个时代的人并不认为科学的种种发现贬低了人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的是，他们认为，如果人类做得到这一步——借由理性思索出整个自然体系的运作，又能用数学精确表达，当然就可以利用理性更上层楼。
我们可以把这份理性用于人类生活，让它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善，这份以理性为尊的渴望，就成了启蒙运动的驱动力。
这场18世纪的智识运动，目的是发挥理性，将它运用在政府、道德观念、神学和社会的改造上。
启蒙运动从法国发端，声势也最为壮大。
在启蒙运动的学者看来，这是个受无知和迷信宰制的世界。
社会有两股非理性的强大势力，一是教会，即天主教廷；一是法国国王，那位绝对专制的一国之君。
教会和法国国王的地位之所以屹立不摇，靠的就是人民的无知。
会到处兜售奇迹故事，为了让人民听话，恫吓要让他们永远在地狱受苦；法国国王指称自己治国是奉上帝的神谕，质疑王权就是违反教义，人民除了乖乖服从别无选择。
启蒙运动的一位推动者如此归结该运动的诉求：“我希望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给绞死。
”
无可否认，这是很极端的看法。
启蒙运动不是革命运动，甚至不是政治性的运动。
它是由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推动，这些知识分子相信，一旦理性与教育变得普及，迷信和无知自然会消弭于无形，人民也就不会相信神迹或君权神授这类的胡说八道。
只要人民得到教化，民智自然开启。
不过，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并不是民主主义者；若是哪个开明的君主愿意开始推行他们规划出的理性社会，他们乐见其成。
18世纪欧洲有几位君主，确实做到了世称的“开明专制”。
他们废除了野蛮刑罚和酷刑，将法律诉诸明文，开始以具体的作为教育人民。
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是汇整出一部百科全书。
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概念的杰作，而它之所以著称于世，并不是因为一些学有专精的学者，将它写成一本四平八稳的权威著作，一如我们今天对百科全书的认知。
它的根本不同在于将理性用于一切事物，让知识领域里没有层级之分。
它并不是像教会原本希望的，从神学和上帝写起。
在这本百科全书里，你会在哪里找到上帝呢？在D（Dieu，神）和R（Religion，宗教）字首的条目下。
这是一套以字母为索引的知识库，光是以字母排序这个动作，对号称掌握最高真理的教会来说就是一大冲撞。
它对所有知识一视同仁，施予同样的理性测试。
举例来说，谈到崇敬（adoration），这套百科全书的建言是：“对真神的崇敬应该不偏离理性，因为神是理性的创始者……”
对于直接冒犯教会或国王之处，这套书的编者必须非常小心，因为18世纪的法国还是有审查制度，虽然主事的审查官对编著抱持同情，曾经建议他们将印版藏在审查官的家，因为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要看“诺亚方舟”这一条，就知道这套百科全书踩了多少地雷。
它劈头就问：诺亚方舟有多大呢？一定很大很大。
它必须容纳不只欧洲所有成双成对的动物，连世上其他品种的动物也得在船上。
而且不止是动物，方舟里必须装载许多饲料，动物才能存活。
两头羊不可能足够；要养活那对狮子势必得有数百头绵羊。
这艘船一定非常巨大，《圣经》却说只要四人就能操控。
这些人想必是力大无穷、三头六臂！透过这些看似正经八百的提问，这套百科全书突显出了故事的荒谬。
相信进步或相信循环
说上帝是创世者或在宇宙开天辟地之初是推动者，启蒙学者不见得会反对这样的说法。
他们反对的是现在被世人斥为迷信的东西，以及教会以迷信来宰制人民思想的行径，教会告诫人民，不服从就要下地狱遭火烧，他们对此深恶痛绝。
启蒙运动的信息是：宗教是迷信。
因此，尽管宗教曾是欧洲文明的核心，现在也不得不靠边站，由理性取而代之。
跟着理性和科学走，未来就有进步。
这个箭头（见下页）带我们跳出了这一页，也带我们脱离黑暗，走向光明。
进步是个新观念。
古代的人不相信有进步这回事。
他们相信天道循环，有荣就有枯；所有的组织和社会在青壮之年都是蓬勃焕发、朝气十足，但之后就自然进入腐朽过程。
历史的推进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循环。
教会也不相信进步，或者说不相信人类可以不靠上帝，光凭自己的努力就能进步，因为它相信人类基本上是邪恶的，光靠理性作为人类的导引，绝不可能创造出完美的社会。
“浪漫”源自德意志？
启蒙运动种种理念受到的第一个试炼，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遗憾的是，尽管对理性抱持高度期望，法国大革命在国王和教会双双被扫除之后，并没有带来一个民智洞开的新纪元，反而带来流血、暴政和独裁。
不过，这个怪异混合体的最后一个元素在此之前便已失去了停泊的依靠，这是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运动的结果。
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以及所有的强烈的情感。
在这方面，它和一心一意信奉理性的启蒙运动形成截然的对比。
这场运动延烧整个欧洲，但尤以德意志地区（今日的德国）为烈，理念在此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浪漫主义的信徒并不想用理性去控制情绪和激情。
在他们心目中，光是优雅地将古典曲调重新演绎出来，称不上是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穷尽灵魂，掏心剖腹地将热情、痛苦、绝望赤裸裸地摊在第一线的才是。
艺术应该是情感激荡、表达淋漓、惊天撼地的。
德意志发展出的这些观念，是刻意针对法国启蒙运动观念而发。
德国人说，你不能拿抽象的语汇空谈人类和社会，因为人是不一样的，端视你生长在什么国家而定。
浪漫主义的信徒说，我们的语言和历史塑造了我们，这些东西深植在我们体内。
因此，有自己历史和语言的德国人，永远都跟法国人不一样。
在沙龙里谈天论地的法国知识分子相信一种普世的理性，但那是不存在的。
身为德国人，我们要把德国人的特质找出来。
德国人希望知道，早期日耳曼民族在跟文明、罗马以及天主教会混合之前是什么模样。
他们想把日耳曼民族从这个组合当中抽离出来。
他们喜欢这些出身草莽的祖先，喜欢他们的活力、生命力和朴拙，他们不想跟着软趴趴的知识分子走，他们以过去那些亲近土地、深谙德国人原本面貌的日耳曼先祖为荣。
现代社会对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就发端于这个转折点上，历史上头一遭，知识分子开始搜集民俗文化。
对于傲慢自大的法国知识分子关于理性的夸夸之言，他们的答复是：穿上你的靴子去走走路吧，走向平民百姓，走向农村耕民，记下他们的故事和歌谣，从中你会找到真正的启迪。
浪漫主义的信息是：文明是人为的，它束缚了我们、局限了我们，唯有活在传统文化当中，你才算是活得完整。
从此，这个观念就一直深植在西方社会里。
19世纪有一次重大的爆发，采取的形态之一是呐喊自由解放：让我们甩掉所有的规范，让我们活得简单、直接、自在，让我们自己耕种、自己织布；让我们蓄发蓄胡、住在公社里，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
还有，让我们借镜更真实的人——劳工、农民或是“高贵的野蛮人”。
浪漫主义运动也催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在当今世界里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民族主义主张，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必须生活在一起、成立自己的政府。
光是闭门造车、空想好的政府是不够的；而如果这个政府不是由你自己的民族所组成，它也不可能是个好政府。
塞尔维亚人必须住在一起，成立塞尔维亚政府；克罗地亚人必须住在一起，自组克罗地亚政府。
要是一个国家有塞尔维亚人又有克罗地亚人，这表示不管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
塞尔维亚民族的精髓不可能开花结果，除非它有自己的国家。
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崇尚情感、文化、民族主义和自由解放，图中和这个箭头背道而驰的是理性、科学和进步。
（见上页）
我们的图到此完成。
你可以看到，公元140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图的中央，曾经贵为中世纪文明中心的教会，现在是一片空白。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各以不同方式削减了教会的权威。
这个教会，也就是如今的罗马教廷，至今依然拥有些许权威，而如果你是个思想开通的人，说不定还是认为教皇受到抨击不无道理。
每个思想开通的人都知道节育是好事，可是这位教皇说，节育违背了上帝的教示，任何现实的考量都不能让它成为正确，就算西方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在这件事情上没理会教皇的意见，教皇还是一直认为节育是错的。
不过，大体说来，我们一直走在一个重大的世俗化过程中。
欧洲的宿命：分裂、撕扯、困惑
一边是科学和进步，一边是感情和解放，这两股孪生力量迄今依然强劲，有时彼此强化，有时互相对立。
我们且来看看，这两股力量是如何分裂我们。
首先，来看《圣经》这段创造人类的记载。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
耶和华在东方开辟伊甸园，把他造的人安置在里面。
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要是我提议，我们拋开生物学和演化不谈，在学校里专教这段章节，你觉得怎样？“不行不行。
”你一定会这么说，因为你是个进步的文明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的功能；要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小孩了解《圣经》的这段记载，他们可以自己教。
那要是我们在学校里既保留生物学和演化的课程，同时也教上述这段章节，你觉得如何？“不行不行。
”科学显示我们都是从动物演化而来，而且这世上到处都有笃信上帝造人的疯狂信徒，让他们趁着这个缺口进入学校殿堂，代价我们负担不起。
现在，来看看以下另一个故事，这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老人非常喜爱他的侄儿，年轻侄儿远赴异国，爱上了一个女孩。
这一对情侣后来私奔，可是被当地部落的长者追到，因为女孩已经被许配给部落的一个老人，于是他们用矛射死了年轻人。
老人听到噩耗后非常伤心，因为他非常爱他的侄儿，虽然他很老了，还是跋涉到那个国家，打算把尸体带回故乡。
尸体对这位叔叔来说是个重负，因为老人家年事已高，而他的侄儿已近成年。
可是他办到了；他把尸体带回故乡，好好埋葬了。
直到今天，你依然看得到老人行脚的踪迹。
在他中途将尸体放在沙地歇息的地方，你会发现喷泉；在他放尸体的岩地，你会发现水潭，装满了老人的泪水。
传统土著人住在一个魔幻世界里，他们土地上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故事，将他们的生活和祖先串连在一起。
你认为这样的故事应该保存吗？“应该。
”你会说。
应该讲给土著人的小孩听吗？“当然应该。
”学校应该教他们这些吗？“应该。
”而学校确实有教。
假装我是启蒙时代的人，我会说：“如果孩童想知道喷泉和水潭的来源，他们应该去读地质学。
”
“什么？”你会大声反驳我，“这不是重点。
”
如果我继续假扮启蒙时代的人，我会说：“土著人活在黑暗和魔法的恐惧当中。
”你不会听得进去，因为你已经被故事迷住了。
从这些故事听来，土著人的生命似乎更完整，更健全，更贴近自然，因为你迷失在浪漫情怀里。
你似乎被分裂成两半。
对我们的孩童，你希望他们懂得科学就好，可是你也羡慕那些传统信仰没有断裂的人。
被分裂、被撕扯、被困惑，是欧洲的宿命。
其他的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煎熬、困扰和瓦解。
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间奏篇 古典情怀今犹在
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和作家们认为，他们或许做得出能与古希腊罗马匹敌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但绝不可能超越。
他们因此称之为古典，意思就是经典的、最优的。
古人与现代人的成就孰优孰劣，世人辩论长达两百年之久，直到17世纪，希腊关于太阳、地球、星球和星宿的科学观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场争辩才告停息。
自彼时起，大家对古典就减少了尊敬，转而把更多希望放在现代人可能有的成就上。
不过，就某些领域而言，我们的起点依然是希腊罗马的书写者。
当我们注视着这些巨人，还是可能油然而生“古典情怀”。
希腊雅典的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方面举足轻重。
有人说过，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
这三人之间关系密切，苏格拉底借由“思辨”宣扬哲学观点，柏拉图是他的弟子，将老师的思想与对话记录下来，亚里士多德则是柏拉图的学生。
苏格拉底的问答
苏格拉底并没有说他教的是真理，他只是奠定了迈向真理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质疑一切、任何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他认为一般人的意见并不具备理性基础。
他会问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做好人？弟子回答后，他就告诉对方，这个答案哪里有个大漏洞。
对方或许会再次反驳，不过这次比较谨慎；接着是更多的询问、更多的修正。
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你的心智清明而敏捷，终究会掌握到真理。
不必上穷碧落下黄泉，或是做什么研究。
真理是存在的，但你必须耕耘你的心智，才能掌握它。
直到今天，这种方法依旧冠有他的大名：苏格拉底问答法。
照理说这应该是大学教师的教学指南——老师的角色不是制定规则，而是帮助学生清楚思考，从讨论中得到丰硕的成果。
因此，一段师生的对话可能类似这样：
老师：艾曼达，什么是革命？
艾曼达：以武力推翻政府。
老师：如果这个国家本来由某个国王统治，结果国王的弟弟杀了他篡位为王，这算是革命吗？
艾曼达：噢，那不是。
老师：这么说，并不是所有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情况都是革命？
艾曼达：呃，对，不是所有这样的情况都算是革命。
老师：那，除了武力推翻之外，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造成革命呢？
这种问题是有陷阱的。
头脑灵光的人不必懂太多，就能对这一套得心应手。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至前5世纪的人，住在当时奉行民主的雅典。
他们都是民主制度的批判者，苏格拉底因此得罪了雅典的统治者，以藐视神明和腐蚀年轻人道德的罪名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他的答辩是：他又没有硬要什么人接受他的想法，他只是提出质疑，好让他们以理性为依据去相信自己的信念。
由501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判他有罪，不过正反两方人数相当接近。
接下来，陪审团要决定该对他处以何种刑罚。
检察官要求判处死刑。
这时候，大多数被告都会赶紧表达歉悔，甚至把妻儿都搬出来，恳求轻罚，但苏格拉底却拒绝屈膝求饶。
他问，对于一个鼓励你追求心灵和道德进益的人，什么是适当的刑罚？或许你该供养他一辈子才对！你们也许可以选择流放我作为惩罚，可是把我逐出这个城市，我到其他城市还是会这样做。
苏格拉底说：“不管我在哪里，不提出质疑，我就活不下去，没有省思的生活不值得活。
你们也可以对我处以罚款，可是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我不是有钱人。
”他的弟子对他的态度心急如焚，跳出来说愿意替他缴交高额的罚金，不过，不令人意外地，陪审团判了他死刑。
在雅典，死刑通常都是立刻执行，这次却往后推迟了，因为宗教庆典的关系。
苏格拉底大可趁机潜逃，说不定那些官员还暗自希望他逃之夭夭，但他却拒绝逃跑。
他问：“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
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
”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充满了哲学思辨。
直到他的镣铐被取下，他还在发表高论，说痛苦和享乐只是一线之隔。
他被判处服毒芹汁自绝，必须在一日将尽时服下毒药，他的弟子求他晚点再喝，现在太阳还没下山呢！苏格拉底回复道，要是他这样偷生，自己看了都觉得荒谬，他平静地接过毒药一饮而尽，全无半点神伤，很快就药效发作而亡。
柏拉图的经典譬喻
我刚才叙述苏格拉底的死亡经过，用的是同情这位哲学家的语气。
我可不可能换个方式述说这个故事，好让你转而同情检方呢？那位检察官的儿子曾经加入苏格拉底的哲学论坛，结果成了酒鬼。
检察官因此说苏格拉底是个危险人物，谁能说不是呢？对一切事物充满质疑，人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光靠理性过日子，一定要靠风俗、习惯和宗教对个人指点迷津，才可能成就一个社会。
只是以上这个论点很难赢得认同。
我们的文化多半偏袒苏格拉底这边，因为柏拉图将这段死亡历程记述并留存下来，结果把他捧成了最高典范。
直到今天，柏拉图依然是一个哲学核心问题的起点：我们的感官经验是不是真能引导我们走向真实？柏拉图相信，我们在世间的所见所感，只是存在于另一个崇高灵魂界中的完美形体的影子。
世界上有普通的桌子，但有一张完美形体的桌子一直存在于某个别处。
即使是个抽象的观念，例如正义和良善，也是以完美的形体存在于某个他处。
人类便是来自那个灵魂界，必须透过心智和精神的锻炼，才能重新发现这个完美。
柏拉图是伟大的理想主义哲学家，他拒绝以物质观点来解释这个世界。
柏拉图知道，一般见识的人会排斥他的观念，于是回以一个迄今依然生动有力的譬喻。
想象一群人，被囚禁于一个幽暗洞穴之中，而且全部被锁链绑住手脚。
他们背对高墙镇日坐着，看不到背后，只能面对另一面的穴壁。
洞穴外头有一条路，路的尽头有一个大火炬，路上若有其他人、动物和车辆经过，火炬就会将这些东西的影子投射在他们面对的穴壁上。
这些穴居人看到的唯一事物就是这些影像；他们替阴影命名、品头论足；针对它们推理辩论；他们相信，这些影子是世间真实的存在。
后来，其中一人意外被解开锁链，从山洞走到露天处。
一开始，强烈的光线照得他睁不开眼，等他看到阳光下五彩缤纷、美好的立体世界，不禁又惊又疑。
可是，他说，在山洞里，我们以为……
没错，当你身在洞里，你不可能看到真相。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将自然世界和宇宙——不只是地球，也包括天文领域——的知识做了极好的整理。
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宇宙观即是他的学说，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被推翻，不过他关于清晰思考的理论迄今犹存。
他提出三段论，也就是一个叙述分成三段，从两个前提（一是概述，一是明确叙述）出发，推出结论的方法。
举个例子：
每一只猫都有四条腿
米利根是一只猫
所以米利根有四条腿
这个结论正确吗？三段论要得到正确结论，两个前提必须真确，逻辑要站得住脚。
在上例中，猫确实都有四条腿，而米利根，已经说过是一只猫，因此，这两个前提是真确的。
而它的逻辑站得住脚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米利根是一只猫，而所有的猫都有四条腿，那米利根一定也有四条腿。
接着举个站不住脚的论点：
每一只猫都有四条腿
米利根有四条腿
所以米利根是一只猫
虽然两个前提皆为真确，但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因为米利根和猫之间并没有联结（米利根也可能是狗）。
而如果前提之一并不正确，那么即使逻辑站得住脚，结论也可能不正确，例如：
所有的猫都是黑色的
米利根是一只猫
所以米利根是黑色的
这个逻辑站得住脚，但结论并不正确，因为第一个前提并不真确。
三段论可能导致各式各样的错误推理，但只要按部就班遵循规则，都可以找出漏洞来。
由此可知，为什么大家会说是希腊人教会我们如何理性思考。
医生的行规
现代的西方医学也可远溯到古希腊，尤其是生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辉煌时期的市民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
他的论著迄今犹存，不过想必是好几位遵照他的医疗方法和原则行医的作者编撰而成。
希波克拉提斯秉持理性去解释疾病，认为罹病自有原因，和魔法、巫术及天谴无关。
他仔细观察疾病的发展和染病的环境，试图从疾病发生的过程中看出模式，就这点而言，不啻是史上第一位流行病学家。
他对医生的责任严格要求：谨慎、有医德、时时以病人的福祉为念。
事实上，他的著作界定了“医药”这门行业的意涵。
现在进入医学院的学生都要宣誓遵守他所揭橥并且以他命名的誓词：希波克拉提斯誓约。
这套誓词无意间揭露了他那个时代的医学环境：
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
即使有人要求，我也不会把致命毒药给任何人，也绝不授意别人使用它，尤其不帮女人堕胎。
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治病，远离任何不当作为，不接受贿赂，尤其不勾引人，无论对方是男是女，也无论已婚未婚。
治病期间甚至离开之后，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谨守秘密，绝不泄漏宣扬。
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生活。
不过，希波克拉提斯也因为追求希腊人崇尚的简单而犯了一个大错，让西方医学背负了很久的包袱。
根据他的生理观，人体含有四种主要液体：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身体健康与否就系于这四种体液的平衡。
在19世纪之前，医生若是判定病人是因血液过多而患病，会施以水蛭吸血治疗法，根据的就是他的权威说法。
在这方面，希波克拉提斯被奉为经典的时间的确太久了点。
《查士丁尼法典》保障谁？
希腊人几乎在所有学问上都胜罗马人一筹，只除了法律。
罗马人按部就班扩充律法，将法官的裁决、司法专家的意见都囊括于内，作为法律的组成元素。
罗马人的民族性虽比希腊人务实得多，法学思维却带有浓厚的希腊理想主义色彩。
他们征服其他民族之后，会仔细研究对方的律法，冀图找出它们的共同点。
所有人对法律的共识是什么？这个提问催生了自然法的概念——所有致力于公义的社会都应该遵循这套以自然为源的终极规范，用以修订它的律法。
东罗马帝国没有被日耳曼人侵亡。
公元6世纪，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下令汇编一本《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s Code），是公认最完整的罗马法典。
这套法典于11世纪重见天日，造成了深巨的影响。
它对英国的影响较小，因为英国已有齐全的普通法，不过英国的契约法还是受到这部法典影响。
下面讨论两个关于契约的问题。
先来看聘雇契约。
如果一匹租来的马被人偷走，租马的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答案是：他必须赔偿这匹马的价钱给马主，因为他应该好好照顾这匹马。
（我们现在都是交由保险公司解决，罗马人可没这一套。
）不过，如果这匹马是遭人以暴力夺走，租马的人就不必负责；他不必为了保护别人的马而陷自己于危境。
但是，如果租马的人过了约定时间没有归还而丢失了马，即使马是被人强行夺走，他也要负赔偿责任。
再来看这个例子：有人雇用一个金匠打造一枚戒指。
这是戒指的买卖契约还是金匠的雇用契约？不同的契约性质所适用的规定不同。
答案是：要看金料的供应者而定。
如果是顾客提供金料，这就属于雇用契约；如果是金匠自己提供金料，就是买卖契约。
你可以看到这套法典包罗之广、涵盖之细，也看得出编者的决心，要为所有种类的人为交易订下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或有不同，但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我们知道，前人都已经想到过了。
面对这个伟大的知识宝殿——多少世纪众多心血的结晶，我们会自觉渺小。
这就是古典情怀。
第三章 争战一千年
罗马帝国曾经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
第一次的侵略者是日耳曼蛮族，继而是穆斯林（指伊斯兰教徒），再来是北欧人，或称维京人。
经过连年的战乱，欧洲社会终于趋于稳定，自己也开始向外扩张——十字军东征圣地，将穆斯林逐出西班牙，接着经由海上掠取世界各地的珍宝文物。
当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总会给它一个年份：公元476年。
不过，这一年灭亡的只有西罗马帝国；说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又继续存在了一千年。
君士坦丁堡原是希腊的一个城市，本名为拜占庭（Byzantium，以拉丁文发音），东罗马帝国因此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关于它的覆亡，我们会于稍后讨论。
图3—1入侵的日耳曼蛮族和罗马帝国。
至于西罗马帝国，说它“灭亡”并定出日期，其实有误导之嫌。
这不是蛮族大举集结于边境，步步往南逼进，罗马人节节后退，最后在罗马城背水一战那样的画面。
完全不是这样。
它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入侵，你不妨跟着地图上不同日耳曼蛮族的流动方向走走看。
从佣兵变事主
罗马帝国的北方边境从来就不是完全封闭的屏障。
在若干被默许的边境地点，罗马和外族一直都有接触，在罗马士兵监督下交换货品。
有时候还是罗马自己捞过了一般的国界；公元1世纪，罗马军便曾跨越莱茵河长征，进犯当今德国的所在地。
这次的入侵很短命，蛮族摧毁了这些军队，也因此对罗马有了更多认识。
日耳曼蛮族也曾于公元3世纪多次来犯，差点就亡了罗马帝国。
当时罗马政权风雨飘摇，许多皇帝才上台就下台，根本无力抵挡外侮，结果，帝国虽得以苟延残喘，但境内多处已成了日耳曼人的定居地。
君士坦丁大帝，也就是公元313年正式宣布支持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在这次战乱后力图整顿，希望重振帝国荣光。
罗马军队将定居于境内的日耳曼人网罗进来，因此，在5世纪的侵略行动中，两方都有日耳曼人参与战斗。
罗马军队里的日耳曼人占了一半甚至更高的比例，有的甚至高居将领。
罗马人必须找日耳曼人来替他们打仗，似乎是国力薄弱的明显迹象。
在种族意识高涨的20世纪初叶，有人认为罗马帝国覆亡的原因不言而喻：罗马人犯了大错，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不如他们优秀的民族手里。
当然，这是个浅薄的识见，现在已经被扬弃。
不过，一个帝国得靠新来者抵御外侮，体质孱弱可见一斑。
日耳曼民族并没有接掌罗马帝国的欲望。
他们只是侵略者，却不想成为征服者。
他们只想分一杯羹，在这块土地上安定下来，过点舒服的日子，所以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帝王的统治。
当然，那些帝王并不喜欢外邦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掠夺，于是他们派兵去镇压或驱逐这些入侵者，但只能说偶有斩获，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日耳曼人依然像是他们领土中的化外之民，到最后，罗马帝国已经没剩多少土地能够治理。
不过，日耳曼人认为这里还是应该有个帝王才对。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侵略者找来一个罗马人当他们的皇帝。
这场闹剧终于被一个日耳曼将军打断。
他决定不扶植傀儡政权，由自己公然称王。
这是公元476年发生的事，不是什么波澜壮阔的最后战役。
这位日耳曼领袖叫做奥多亚克（Odoacer），他接掌了帝国，但并没有自封为帝，而是自称意大利国王。
他把西罗马帝国的王权象征——皇冠和王袍——包好，送到还有另一位皇帝在位的君士坦丁堡去，等于承认了那位皇帝的治权。
日耳曼人沐浴在荣耀之中，这是他们无心插柳下的征服。
可公审，可酷刑
于是，西方不再是个一统的帝国，而是并立着一个个由不同日耳曼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
这些小国起起落落更迭快速，根本无力维系旧日的罗马政体，未久就连征税也停止了。
基本上，“治国”远非这些征服者的能力所及；他们毫无治理一个安定国家的经验，他们四处求援，终于从罗马的地主阶级和各区的主教处得到帮助。
新与旧的统治阶层是融合了，但下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详细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那个年代的文字记录凤毛麟角。
日耳曼人不识文字，再加上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留存至今的可考文献少之又少。
不过有件事是清楚的：这不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
日耳曼蛮族并不是把原有的居民赶走，也不是由雄兵战士压境进袭。
这些日耳曼人是带着妻小，打算来此定居的；他们在某些地区形成了人口密集的社群，有些地方则零零落落，人迹微稀。
要确定什么人在哪些地方定居，必须有请考古学家；日耳曼人的埋葬方式有别于罗马人，因此，某处的许多死者如果是以日耳曼方式埋葬，就表示这是个人口密集的日耳曼聚落。
语言学家也有用武之地；如果某村庄改换成日耳曼名字，照理说就是个人口稠密的日耳曼移民聚落。
不过，这个证据可能不够强，因为地名改变也可能是哪个日耳曼将军一声令下的结果，但如果是田地名称改变，证据就比较有力，这表示这方土地上确有日耳曼人在耕作。
有一段时间，日耳曼法律和罗马法令是同肩并行的。
罪犯要依据何种法律受审，视其种族血统而定。
罗马法律秉持的是清楚分明的公平正义原则，让法官依据案情做出定夺。
早期的法官就是立法的人，他们的判例被汇整成法典，其中最伟大的一部当属6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下令所编；反观日耳曼法律，简直是私人恩仇录之大成，法官的角色只是坐壁上观。
有人要是侵犯他人，受伤者及其亲族会去找对方及其亲属讨赔偿，即使是杀人案件，只要付钱给死者亲属便能了事。
数目多少端视受害者的身份地位而定，贵族阶级的赔偿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三倍。
罗马人判决有罪无罪是以证据和证人为准，日耳曼民族则是用火烧、水淹等酷刑或打仗。
例如，把嫌疑犯的手臂泡在沸水里，如果三天后这只手臂没有痊愈，这人就是有罪；或是把犯人丢进水里，浮起来就是有罪，沉下去就是无罪。
双方若是因土地起争执可以开战，打胜的一方可以名正言顺宣称所有权。
这两种法制逐渐叠合为一。
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罗马法较占上风，日耳曼私刑在法国北部地区则略胜一筹。
而不管在哪里，酷刑审判时都有神父在场，以确保上帝做出正确判决。
在这方面，罗马教廷走的一直是日耳曼路线，直到12世纪，教会受到被挖掘出土的《查士丁尼法典》影响，告诫神职人员不得参与酷刑，情况才有了改变。
罗马未死，文明奠基
日耳曼人入侵没多久就转而皈依为基督徒，否定了他们原有的神明或在入侵前曾经改奉的阿里乌教派（Arianism）。
阿里乌教派是基督教一支被视为异端的流派，主要教义是认为耶稣既是上帝的儿子，各方面势必逊于天父，无法与上帝相提并论。
这派主张曾在东罗马帝国风行过一段时间，之后被传教士带到日耳曼，许多日耳曼人因而成为该教派信徒。
因此，“罗马的灭亡”在许多方面都有误导之嫌，而最让人误会的是宗教方面——罗马帝国的国教和教廷其实都幸存下来，甚至受到侵略者的拥抱。
这是个起始点，欧洲文明就此奠基。
对此我们前面已经做过表述：日耳曼人支持罗马基督教会，而罗马教会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
“法国”源自日耳曼民族
在西方，只有一个由日耳曼民族建立的国家维系了长久的时间，那就是法兰克王国。
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它的版图不断扩张，除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区域也都被纳入它的国境。
“法兰西”（France，即法国）这个名字即是法兰克（Franks）的衍生词，因此法国也是源起于日耳曼民族。
法兰克王国于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或Charlemagne）在位期间到达鼎盛，他死后王国便告分裂。
现代的法国并不是法兰克王国的直系后裔，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国，事实上是由该王国之后的许多王者慢慢整合而成的。
日耳曼民族对英格兰的侵略模式则是大相径庭。
罗马帝国的版图涵盖了现代英国泰半的领土，但不包括苏格兰。
罗马人很晚才来到英格兰（公元1世纪），又迅速离去；公元410年，罗马皇帝为了抵抗日耳曼人的入侵，调回了此地的驻军。
罗马人离开后，本地原来的英格兰凯尔特人依然完好无伤，并没有被在此居留达三百年的罗马人灭绝。
他们说的凯尔特语（Celtic）留存了下来。
之后，盎格鲁（Angles）、萨克森（Saxons）和朱特（Jutes）这几支日耳曼民族于5世纪和6世纪跨过海峡入侵英格兰。
这一回比较像全面的征服；英国人惨遭倾轧，只有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南部康瓦耳郡（Cornwall）等地逃过一劫。
图3—2法国克王国不断扩张，除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区域也都在它的版图之内。
如此，整个英格兰变成了日耳曼社会；除了众多独立王国林立，它也成了异教之邦，因为盎格鲁、萨克森和朱特族并不信奉任何流派的基督教。
后来爱尔兰和罗马的传教士来到英格兰，将这些新移民感召成基督徒。
关于英国的宗教改奉，爱尔兰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基督教的存续留下一则动人的篇章。
基督教源始于罗马帝国的近东地区，从该处扩伸至整个帝国江山，之后又跨越疆界来到爱尔兰。
它在此成了一种独特的基督教，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沾染到罗马气息。
当西罗马帝国遭到侵略时，爱尔兰不只安然无恙，甚至让英格兰重返基督教怀抱，并派出传教士前往欧洲。
英国人后来看不起爱尔兰人，蔑称他们是“乡巴佬”，但爱尔兰人则是心知肚明，基督教世界的命可是他们给救回来的。
伊斯兰入侵，遇到铁钟
第三次的大侵略来自穆斯林，时为7世纪到8世纪，距离日耳曼蛮族入侵仅仅两百年。
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原为阿拉伯商人，得到神的天启后创立该教。
他这支借由神助发展出来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紧密联系；穆斯林也承认耶稣和耶稣之前的先知们确实是先知，但深信穆罕默德是世上最后一位先知，能指引大家走向唯一真神安拉的怀抱。
伊斯兰教比起基督教来说简单许多。
他们没有希腊人那种奇思妙想，认为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各有所司但地位相等，各有分别却又形同一体。
在伊斯兰教看来，唯一的神就是安拉而已。
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相当宽容，基督徒却总认为穆斯林欺世盗名，是真正信仰的毁灭者。
穆罕默德以武力征服异教部落，强迫他们臣服，为他的新信仰赢得了大片阿拉伯江山。
他在生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耶稣：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在广大的土地上稳稳扎下了根，反观耶稣，直到死的时候，基督教还没个影子。
穆罕默德死后，他的信徒继续南征北讨，势如破竹。
他们马不停蹄，征服了其他部落也建立了国邦，先是在波斯帝国地区，后来是东罗马帝国的中东及北非区域。
他们沿着北非继续西进，不但让日耳曼蛮族侵略者所建的王国陷落，之后更越海进入西班牙。
西班牙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后来被西哥特人（Visigoths）入侵，成为基督教国家，如今变成了伊斯兰教国家。
穆斯林的征服至此为止。
一支深入法国的伊斯兰教大军在图尔（Tours）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当时法兰克的统帅是铁钟查理（Charles Martel），他的孙子即为查理大帝。
法兰克人为了维护基督教而拯救了欧洲。
图3—3穆斯林的进占。
东罗马帝国当中，只有巴尔干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地区没有沦陷。
东罗马帝国曾经夺回一些意大利疆土。
意大利曾是西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受到日耳曼蛮族入侵，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认为，收复这些土地是他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他小有斩获，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光复失土的努力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和杀戮，远远超过了日耳曼侵略。
北意大利的拉韦纳是他收复的领土之一，说明了该城何以有美丽的拜占庭镶嵌画作留存。
穆斯林虽是基督徒眼中无情的征服者，却是温和的统治者。
他们容许基督徒继续崇拜自己的神，只是不信伊斯兰教就得缴税——穆斯林不必缴税。
这是个诱因，目的是要民众改奉伊斯兰教。
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基督徒其实也欢迎穆斯林入治，因为君士坦丁堡强制他们遵奉的基督教规范早已让他们怨声载道。
在伊斯兰教统治下，他们可以随自己高兴进行礼拜仪式，但至此基督教逐渐在这些土地上淡出，终至销声匿迹。
随着越来越多人改信伊斯兰教，征税规定当然也得更改，不出多久，人人一律平等，都得缴纳一笔土地税。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西班牙成了中世纪欧洲最文明的区域。
不识字的阿拉伯蛮族南征北讨，一路上向他们征服的民族学习，包括拥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
阿拉伯人将希腊学术带到了西班牙，不只形诸文字，更详细演绎，并允许欧洲北部的学者前来抄写。
犹太人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位崇高，时常充当翻译者；一人先用阿拉伯语念出先前已从希腊文转译为阿拉伯文的文献，接着以西班牙语高声翻译出来，另一人一面听着西班牙语，一面用拉丁文书写下来。
如此，希腊学说以经过三道翻译的拉丁文新版本，被带回基督教欧洲的大学研读（欧洲于12世纪就开始广建大学）。
就这样，西欧取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著作，以及医药、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作品——在这些学科上，希腊人俱是泰斗。
现在，我们要对这三次征战的结果做个归纳。
第一，在西欧，日耳曼民族、古罗马和基督教因此熔于一炉。
第二，整个英格兰被日耳曼蛮族占领，之后又回归基督教信仰。
第三，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北非和西班牙），基督教完全隐没，但希腊学术被保存下来，且被传播到欧洲。
维京人横行两百年
维京人，又称诺曼人、北欧人，是最后一批侵略者，在9世纪和10世纪，也就是继伊斯兰进占后的两个世纪，横行于整个欧洲。
维京人的老家在北方——瑞典、挪威、丹麦，取道海上来袭。
他们的巨大长船委实是个惊人景象，这些船吃水甚浅，只需一米深的水即可浮起，因此可以长途远航，溯河而上。
河水变浅，他们就放下携载于长船上的小舟，继续航行；遇到障碍，就抬着船只绕过屏障，继续前划。
如此这般，他们能够深入内陆；在俄国境内，从波罗的海直到黑海都有他们的踪迹。
露天的长船只能在夏天出海航行。
一开始，维京人会在夏天出征，返家过冬。
他们的目的在于掠夺：抢走贵重物品，一些能够运载回去的东西。
不过，在搜猎贵重物品的同时，他们也靠掠夺维生，食物、马匹、女人什么都抢，并不仅是取其所需。
他们是意志坚定的恐怖分子；不只偷袭、抢劫，更大举烧杀掳掠，拿不走的东西也全部摧毁。
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全面的恐慌，他们心狠手辣，民众闻风莫不丧胆逃命。
北欧传奇故事中有个维京战士被称为儿童卫士，因为他拒绝用矛尖刺穿小孩，把他们开肠剖肚。
图3—4维京人的长船。
吃水甚浅，因此可溯河而上，深入内陆进袭。
先前的日耳曼蛮族是由陆路进来的，为避免遭到掠夺，最安全的地方似乎是内陆的河边或海岸附近，因此修道院都建在这些地方；如今盗匪由海路来袭，这些修道院轻易就成了他们的囊中物。
修道院在强盗眼中是大肥羊，因为里头存有大批金银做的物件，又有大量食物——他们算是自制自销一手包办，储粮必须足够供应一两百个修士。
法国卢瓦尔河（River Loire）的河口有所修道院，盖在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每年夏天，这些僧侣就得沿河往内陆搬迁，但维京人总会以长船追赶上来。
这个修道院的僧侣带着个人的金十字架、染有耶稣宝血的大十字架和基督的一节腿骨，沿着卢瓦尔河迁徙了四五次之多，才终于在当今的瑞士安顿下来。
图3—5维京人，或称北欧人，在9和10世纪横行于整个欧洲。
维京人之所以能不断进袭却没有遭受抵抗，是因为政府力薄势弱。
它们没有正常的征税体制，即使有能力整合成军，侵略者也不是从陆路来袭。
西欧的小王国没有一个设有海军，查理大帝麾下从来不曾有过海军编制，再说他的帝国如今已烟消云散。
罗马帝国曾经利用过“海”——它本身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整合成的一块疆土，但如今这块海域绝大部分已落入穆斯林之手。
欧洲各国之间甚少海上贸易，航海技术湮消殆尽，整个欧洲因为转向内陆发展，轻易就成了机动性强的外敌的俎上肉。
一段时间后，维京人把妻小都带了来，在这里建立了永久的家园。
地图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聚落，广布在俄国、法国北部、英格兰和爱尔兰。
都柏林原本是北欧人的城市，英国遭受过两次侵略，第一次是盎格鲁、萨克森和朱特族，之后是从本岛东边进来的维京人。
这两组人马说的都是日耳曼语言，英语就是从它演变而来。
法国北方有个移民区叫做诺曼底（Normandy），就是因为维京人（又称诺曼人）在此定居而得名。
法兰西国王让他们住在这里，条件是要停止掠夺的勾当。
诺曼人在法国北部定居百年之后，诺曼底公爵威廉带领一些随众于1066年征服了英国，这只是上层阶级的换手；威廉公爵和他的随众开始以英国的新统治者自居。
诺曼人说他们自己的一种法语，之后融合各方语言，最后变成了英语。
英国社会到处都是侵略者，不过1066年后就不再有外族入侵。
外界对欧洲的侵略在10世纪后偃旗息鼓。
维京人受到劝服在此建立家园，传教士前进到挪威、瑞典，把它们都感化成了基督教国家。
贸易重现生机，城镇开始扩张。
现在，欧洲社会不但变得稳定，甚且强盛到可以远征去攻掠别人了。
十字军东征
基督教世界的首要任务，是把穆斯林赶回他们的老家。
这几次运动动员了整个欧洲，一开始是为了收复西班牙，继而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目标。
收复西班牙的行动始于11世纪，经过四百余年才大功告成；自北而南的基督徒分次进击，先夺得一大片土地，重建基督教社会后，再继续挥军南进。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扬帆西航的同一年，最后一批穆斯林终于被赶出西班牙南部。
十字军于1095年开始东征圣地，持续攻伐了将近两个世纪。
想想看，当这些基督徒知道耶稣当年的传道之所、葬身之地如今落在离经叛道的异教徒手里，而且这些异教徒还处处与基督教为敌，势必群情激奋，认为上帝一定希望他们洗刷这样的奇耻大辱。
对于这些圣战，教皇不只鼓励，更予以奖励。
不过，这些征战只有第一次获得成功。
基督徒短暂收复了耶路撒冷，有些十字军永久居留下来，但穆斯林又把他们赶了出去，接下来的数次征伐也都铩羽而归。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十字军是多国合作的成果，对比之下，从15世纪开始跨海朝美洲和亚洲发展的扩张，则是几个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赛——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是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些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取得亚洲的香料与财富。
它们兵分两路：以海路绕过非洲南部，或是跨过大西洋直接西进。
哥伦布原本要去中国，结果无心插柳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发现的回报远远超过失望，因为资助他的西班牙王朝从此掌握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金山银矿。
最早抵达亚洲的是葡萄牙人，但被竞夺印度统治权的英法两国和争夺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尼）的荷兰后来居上，给扫到了一边。
来自亚洲的奢侈品很早便已传入欧洲，不过都是经由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辗转而来。
欧洲人改采海路，部分原因是陆上的东通之路已经落在穆斯林的手里。
罗马盛世终到尽头
这比较像是真正的“灭亡”。
5世纪时，日耳曼蛮族的进攻集中在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因此得以幸存，且经济、政治上或许更为富强，但它的江山也开始一步步丢失。
7世纪到8世纪，一大块疆土被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侵略者夺走，9世纪，土耳其人借道亚洲大草原接踵而至。
他们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了现在称为土耳其的地方，并于南进和西征途中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整个中东都落入他们的手中。
他们并且翻山越海来到欧洲，君士坦丁堡周遭的领土相继失陷，四面楚歌。
1453年，土耳其人终于攻占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最后一位东罗马帝国皇帝死于战斗中。
就这样，国土被缩减到方寸之地，人口当中希腊人比罗马人还多的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图3—66世纪时由查士丁尼大帝所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度变成伊斯兰教清真寺，如今成为宗教博物馆。
6世纪时由查士丁尼大帝所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意为“上帝的智慧”），被改建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土耳其人本身也建立了一个帝国，称为奥斯曼帝国。
这个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画下了休止符，当今的土耳其就此成为一个世俗国家，虽然绝大部分的人口还是信奉伊斯兰教。
最初为基督徒所建，后来变成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如今成为宗教博物馆。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当初将古希腊学术保存下来并仔细研读的基督教学者，亲自带着这些珍贵手稿逃到了意大利。
他们在此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文艺复兴学者正四处搜寻古典文献。
早在1453年之前，意大利学者为了亲炙希腊的学术和文学，和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便已有所交流。
先前在西欧，拉丁学术和文学一直受到保存，不曾或断。
有些希腊学术以拉丁原文继续传世，而虽然整个罗马文学深受希腊人影响，但这些希腊原文作品是在间隔很久并且绕了极远的路之后——中世纪的西班牙以及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才抵达了西欧。
第四章 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
他们也发明了政治（politics）；这个词是从希腊词“polis”衍生而来，意为城邦。
自古以来，各种形式的政府所在多有，而希腊人发明的政府是以所有公民共同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方式为之。
这是直接式的民主——所有公民齐聚一堂，进行辩论决定政策。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奉行民主制度，而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总是险象环生。
在所有实施民主的城邦里面，我们对雅典知之最详；它的民主体制虽然有过一些干扰，但也持续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这段期间内，所有生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对政府事务都有参与权，但女人和奴隶没有。
我们的制度虽然被称为民主政治，不过我们是代议式的民主，和雅典的民主大异其趣。
现代的平民百姓并不是时时参与政府的运作，我们每三年或四年投票一次；我们有陈情申诉、游行示威、提案诉愿的机会管道，但对所有送到国会审议的议题并没有直接投票表决的权利。
如果我们的民主是由人民直接当家做主，可想而知，这种形式和现在的制度势必大相径庭。
当然，要让所有公民齐聚一堂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每个议题都经由网络进行全民公投，要在21世纪复制希腊体制并非绝无可能。
但如果施行的是那样的直接民主制度，从民调中显示，现在的澳大利亚绝不可能允许其他国家的移民移入——除了英国人，澳大利亚不会有任何亚裔移民，势必永远是孤悬的罪犯之邦，说不定仍对他们施以鞭刑；海外救援永远不会成立；单亲妈妈们还在为生计苦苦奋战；说不定学生还在为保卫自己的福利抗争。
因此，你或许会想，由此看来代议制度也还不错，人民的无知和偏见不至于让国家失序。
如果你也抱持着这样的立场，那你的看法就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接近了。
民主源自军队
这三位希腊大哲学家对雅典的直接民主提出严重质疑，拜他们的批评之赐，我们对它的运作方式有了了解。
他们指出，人是善变无常的、优柔寡断的、浅薄无知的、容易被操弄的，而政治是一种精细的艺术，需要智慧和良好判断，这不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特质。
这三位哲人对我们目前的代议式民主应该会欣赏得多。
无论我们对现在的民意代表有什么样的不满，相较于全体普罗大众，他们的教育水准还是高些，识见也丰富通晓些。
我们的政治人物是受一套行政体系的引导，这个体系中不乏多位能人贤士。
如此，我们的人民并不是直接治理国事，而是借由那些对整体政府事务有丰富经验又有思考能力的人作出一份贡献。
只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会把我们的制度称为“民主”。
希腊的民主制度源自军队。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不同的政府体制，会发现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息息相关。
雅典并没有全职的军队，它没有所谓的“现役常备军”体制，没有随时枕戈待命、驻扎在军营里的军队。
在雅典，所有的军人都是兼职，但他们会编列队形，接受严格的步兵训练。
一旦有战事爆发，这些不管是经商或务农的公民都要放下日常营生，聚合成军。
这些平日为民、战时为军的公民集合后，听取统领的行军命令，是为民主集会的滥觞。
奋战或求和的决定以及交战的战略战术，先前已由元老会议，也就是部落的贵族阶级拟好，这时整个摊开在聚集的士兵之前，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全局，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纠集而成的兵团不能就这些事情辩论或提出异议，他们只能高喊同意，齐唱军歌。
慢慢地，军团势力日渐坐大，最后变得全权在握。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演变而成，不过既然国家必须依赖这些既是民又是兵的公民参与，而上战场打仗又是家常便饭，这些士兵当然占据了一个强势地位。
所以说，希腊民主的发轫是始于军人的团结一致。
不过，它的民主也涉及民族元素。
雅典原本有四个部落，打仗时通常是以各部落为单位，分别聚集成军，一起出兵。
各个部落分别选出政府官员，即使雅典后来变成了比较正式的民主，也划分了选区，但即使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终生还是原部落的选民。
因此，地缘似乎从来不是个强韧的系带，与你终生相系的是跟你一起投票的人。
不讲人权的高压民主
直接民主需要人民的高度投入，也需要政府对人民深具信心。
雅典民主理想的奠定者是雅典的执政者伯里克利（Pericles），他在一场纪念斯巴达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葬礼上发表演说，揭橥了这些理想。
出身雅典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史上第一位力图以客观公正写史的作者，伯里克利的“国殇演说辞”（Funeral Oration）就记载于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
修昔底德这些亲笔手稿被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文艺复兴时期，在他手书这些史页的一千八百年后，这份手稿抵达了意大利，先被翻译成拉丁文，继而被译成各种现代的欧洲语言。
这是政治家最知名的仪典演说，仅次于林肯的“盖兹堡演讲”。
伯里克利的演说比林肯长得多。
以下是几段节录：
我们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由全体公民治理，而不是操在少数人手上。
在解决私人争端方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指派公共职务方面，优先的考量是个人的实际才能，而不是所属的阶层地位。
一日劳作之后，我们有种种娱乐活动，供我们恢复活力。
一整年里，我们定期举办竞技会和祭祀节庆；我们家中的布置充满美感与品味，赏心悦目之余也能解忧除虑。
在这里，所有公民不只关心私人事务，对国家大事也备极关注；一般公民即使经年累月忙于家计，对政治事务仍然了如指掌。
这是我们雅典人与众不同之处——对于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我们不会称他是自扫门前雪，而是视之为无物。
开放、文明的社会，热心投入、富使命感的公民，任何关心民主的人都会认为这个理想令人向往，虽然我们知道，雅典人能这样投入休闲娱乐与美学艺术，是归因于它的奴隶制度。
公民有钱有闲，才得以经常参加集会。
然而，伯里克利这篇演说的正面效应，直到许久之后才发挥出来。
数百年间，欧洲精英分子不断提出警告反对民主，这不只是攸关利益，也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饱读古典诗书，而那些经典的作者对民主多半都抱持反感。
反民主之风如此之深，以至于19世纪初叶一位英国学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破釜沉舟，提出一篇全新的希腊研究，指民主政治和精英文化乃唇齿相依，你不可能接受一个而毁弃另一个。
这是格罗特对英国民主理想的贡献。
即使是现在的我们，也会认为希腊的民主和我们的理想在某些层面不无扞格。
它的共治色彩浓厚，带有一丝高压意味，个人人权的观念几近于零。
雅典公民的权利是得到归属了——一如伯里克利所言，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皆被“视为无物”。
可见，我们如今对于人权的关注是根源于别处。
有钱人的投票权
公元前4世纪初叶，雅典和希腊所有的小城邦都失去了独立，被归入希腊北方马其顿帝国领袖亚历山大大帝的治下。
民主是丧失了，但曾在雅典蓬勃发展的希腊文化并未湮逝。
它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扩张，延伸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甚至深入中东。
亚历山大打造的泛希腊世界依然屹立，因此，当罗马征服了它而将它纳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这里有半数的人说的都是希腊语。
罗马人开始扩张版图的时候，它的政体是共和而非民主制。
一如希腊城邦，他们也有公民大会，大会的缘起也是一群武装军人的集会。
罗马所有的公民都得打仗，武器装备还得自备。
你可以依照你的财富作出贡献。
有钱人可自备坐骑加入骑兵部队，这在罗马军里只占了少数，其他的全是步兵，但等级有别：一等兵有全套武装，佩剑、盔甲、护盾一应俱全；次焉者武器装备略逊一筹；第三等的只有一根长矛或一支标枪；最末等的步兵团，也就是最穷的人，只能分到一个弹弓，外加一块用来包石头的布巾或皮革。
早年的公民大会与阅兵场上的军容阵仗颇为类似。
这些男性公民按照阶级依序排列：骑兵、一等步兵、二等、三等、四等，最后才是只拥有弹弓的小兵。
投票以团体为单位，例如，整个骑兵部队就某个议题先行内部讨论、决定共识，所有的一等兵也是先行讨论、决定看法，依此类推。
每个团体皆可表达他们的共同意见，但投票权不尽相同；总票数为一百九十三票，以阶级地位为据，分配于这些团体，其中九十八票属于骑兵和一等步兵，在一百九十三票当中占多数，虽然地位低微的三、四、五等步兵人数最多，但只要骑兵和一等步兵团同意，根本不用询问其他人的意见就可做决定；实际上也常是如此，骑兵和一等步兵两组人马即可拍板定案。
基本上每个男人都有参政权，但有钱人的声音最大。
庶民的叛变
公民大会负责选出罗马的执政官，也就是该共和体制的行政首长。
执政官有两位，为了互相牵制，唯有双方意见一致才能行使权力，再加上任期只有一年，更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罗马人计算年份，用的就是卸任执政官的名字。
慢慢地，平民开始和贵族及富人对抗，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力。
这个过程如何演变而成我们倒是很清楚——他们运用自己的军事势力遂其所愿。
当战事爆发，一般士兵亦即三等、四等及五等兵，全都拒绝去打仗。
他们说，除非你让我们在国内拥有更多权力，我们才肯上战场。
透过这样的威胁，他们成立了新的平民大会，并任命了一些称为护民官的政务官。
如果政府让一般百姓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护民官随时有权介入干涉。
这个平民大会后来再度拒绝作战，经过又一回合的过招，终于在立法方面拿到了重要角色。
这些威胁行为有人称为“罢工”，不过这个词汇并不贴切。
罢工的情境涉及劳资关系，言下之意是罗马的劳工阶级已有工会组织，为对抗资方老板而发动罢工，但当时完全不是这样。
这是庶民上演的一场叛变，而他们的机会来自国际情势，而非劳资关系。
就跟雅典一样，这些平日为民战时为军的平民虽然得到了更多权力，但罗马的民主制度从来不曾取得完全的胜利。
罗马共和的主体依然是以贵族为组成分子的元老院，后来更添增了更多的有钱人家。
平民大会因为掌握了更多权力而对元老院构成不少限制，但它并没有压制的力量甚或取而代之。
罗马的宪法虽有改变，但它是随着权力关系消长而在原有的宪法上做增补，并非借由革命起义而从头制定。
英国宪法即是追随它的脚步——英国至今还没有一纸成文宪法。
谈到对权力分散和监督的重视，罗马宪法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典范。
王子的罪行，女子的贞洁
罗马人最初是由君王统治，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人推翻了暴君“骄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才开始实施共和政体。
罗马史家李维（Titus Livius）记述了这场革命的经过。
罗马帝国灭亡后，他的作品被西欧保存下来，不过部分早已佚失，只有某些章节硕果仅存，而这份孤本直到16世纪才被人发掘出来，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一直不知有这份记载存在。
李维对罗马建立共和的描述至此才得以公之于世，莎士比亚的诗作《鲁克丽丝失贞记》（The Rape of Lucrece）即是取材于它。
这场强暴点燃了共和制的革命之火。
施暴者并不是暴君塔克文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塞克斯塔斯（Sextus Tarquinius），受害者鲁克丽丝是暴君国王的另一个儿子格兰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的妻子。
发动这场革命推翻了王政的领袖叫做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是国王的侄子；四百年后，一个和他同名的人也发动一场政变，刺杀了恺撒大帝。
前面这位布鲁图斯曾经目睹自己的许多家人被塔克文杀害，他为了活命，只好装疯卖傻，否则塔克文早就将他除去了。
布鲁图斯人如其名，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愚钝”。
塔克文霸占了他所有的家产，他没有半句怨言，只是静候时机，而鲁克丽丝的受辱给了他最好的机会。
以下是李维笔下述说的故事。
故事从国王的几个儿子离开罗马，来到亚迪亚（Ardea）这个地方打仗写起。
格兰提努斯在帐篷里和他们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大家聊起妻子，个个都夸自己的妻子最为贤德。
格兰提努斯于是提议，不妨骑马回罗马看看自己的妻子在做什么，争议自可尘埃落定。
结果，几个王妃都在宴客作乐，只有鲁克丽丝辛勤地做着纺织工作。
格兰提努斯胜了这场争辩。
几天后，塞克斯塔斯背着格兰提努斯，自个儿又回罗马去找鲁克丽丝。
鲁克丽丝在家中热忱地欢迎他，晚餐过后，还谨遵对待贵客之道，陪他走到客房。
他在房里等着，待夜深人静大家都就寝后，他拿出配剑来到鲁克丽丝的闺房，决心要强暴她。
鲁克丽丝正在睡梦中，他将左手放在她胸前。
“鲁克丽丝，”他轻声唤道，“你别出声。
我是塞克斯塔斯。
我手上有剑，你一出声我就杀了你。
”吓坏了的鲁克丽丝睁开眼睛，死亡就在眼前，她却求助无门。
塞克斯塔斯试图让她就范，他恳求、哀求、威胁，用尽所有可能征服女人心的武器，却都枉然无效，就连死亡的畏惧也动摇不了她。
“如果死亡不能打动你，”塞克斯塔斯恼羞成怒，“失去名节总可以吧。
我要先杀了你，然后割断一个奴隶的喉咙，让他赤身裸体躺在你身边，每个人都会以为你跟仆人私通。
”再坚定的贞洁也抵挡不住这个可怕的威胁。
鲁克丽丝还是屈服了，塞克斯塔斯在得逞后，洋洋得意策马而去。
悲伤的鲁克丽丝写信给她住在罗马的父亲和派驻在亚迪亚的丈夫，请他们各自带着一位信任的朋友立刻前来，因为家中发生了可怕的事。
她父亲带着维拉利（Valerius），他丈夫则带着布鲁图斯——他正好和布鲁图斯一起返回罗马，结果途中遇到信差。
他们发现鲁克丽丝坐在闺房中，满面哀戚。
他们一进门，她已满眼是泪，而当她的丈夫问：“你还好吗？”她回答：“不好，哪个失去名节的女人会好呢？格兰提努斯，你的床上留有另一个男人的印子。
我的身子刚才受了侵犯，但我的心是清白的，死亡可以为我作证。
请你立下重誓，务必让奸淫我的人受到惩罚。
那人叫做塞克斯塔斯·塔克文。
他实为我的敌人，昨夜却假扮成客人污辱了我。
他的得逞代表我之将死——如果你们是男子汉，就得让他也死。
”
格兰提努斯当场承诺了她。
他们轮番抚慰她，告诉她当时她是如此无助，因此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塞克斯塔斯一人。
他们说，有罪的是一个人的心，不是身体；没有意图就没有罪愆可言。
“他该受到什么报应，”鲁克丽丝说，“我交由你们决定。
至于我，虽然失节非我之过，但我要接受自己的惩罚。
失贞的女人应该得到什么报应，我绝不会首开避脱的先例。
”话声甫落，她便从衣袍中掏出一把刀刺入心脏，应声倒下，就此香销玉殒。
他的父亲和丈夫哀恸欲绝。
两人只能呆立着无助地哭泣，但布鲁图斯拔出鲁克丽丝胸前染血的刀，举着它高喊：“我要对这位烈女的血发誓：在她被暴君蹧蹋之前，没有人比她更为贞洁，我也对上帝发誓，我要借助刀剑、烈火以及所有能让我更强大的东西，追捕骄傲者塔克文、邪恶的王后及其所有的子女，绝不让他们任何人再登上罗马的王座。
”
布鲁图斯说到做到。
因此，罗马共和政体的开启，是因为一位王子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因为一个谨遵古罗马美德，视名节比生命更重要的女人；是因为一个男人要为她复仇的决心。
不过，罗马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摘掉塔克文的王冠，有人密谋复辟，结果事迹败露。
当时布鲁图斯是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人，也就是取代国王的双首长之一。
布鲁图斯正坐在公众会堂耶和华事审判，当密谋复辟者的名单在他面前摊开时，其中两人赫然是他的儿子。
旁观的群众高喊，要他赦免自己的儿子，但布鲁图斯充耳不闻；他说，儿子犯法，与所有人同罪。
他亲眼看着两个儿子衣服被剥光，受到鞭笞后斩首处决。
他毫无豫色，他对这个共和体制是这样的执著。
共和体制的怪物：大义灭亲
罗马人对布鲁图斯自然赞佩有加；要谈对共和制度的投入，这是最精髓的展现：你必须将所有的私人束缚、个人包袱置之度外，全心全意只以公众利益为念。
罗马人称之为“virtus”，意思是共和国美德——如今已无需服从王命的捆绑，共和体制要存续下去，共和国美德实属必要。
你或许会认为布鲁图斯简直不是人，怎么忍心坐视自己的亲生骨肉遭受这样的酷刑？这种共和国美德创造了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