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霸道和人道
所谓的“王道”和“霸道”，其实都是供统治者选择的统治手段或方法。只是表象上一柔一钢，分别代表了两种可能的极端形式。
前者就是所谓的“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一种比较柔软的身段和手法来包装自己的形象，用由儒家学者制定的道德规范标准来教化民众自觉遵守为主、惩罚手段为辅的办法，来让被统治者认可、接受自己的统治。
这可以用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以及后来周文王、武王的那个年代为“王道”的代表。
后者则属于一种和仁政对立的、带有硬性强迫意味的统治方式，以要大家都要遵守事前公布的、由法家学者帮统治者制定的法制、法律，无条件接受以这种的名义进行的管理，用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做到过），骗得被统治者的认可、接受自己的统治。
两者虽然方式手段迥异，但目的却殊途同归地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巩固和维持自己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统治，秦始皇时代就是“霸道”的代表 。
其实中国人只要客观地联想想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现，就不难理解，“法制”的本质上也是一种“霸道”。
如果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来看，“王道”似乎比较容易形成和平和谐的社会，理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但是不幸的是，历史事实证明，这两种方式往往总是会交替出现，客观上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完全是因为古代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些先贤如孔子、孟子、老子等儒（或道）家，受时代环境和物质文明（主要是资讯）条件的限制，无法更客观地见多识广，只能站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事物的表象，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的缘故。
虽然他们已經不求甚解地来认识自己，卻没有分清“天性”和“人性”这两个有原则和层次区别的概念，更认识不到两者之间的上下互动、制约关系。
反而提出什么性善、性恶、有私、无私、克己复礼之类的“昏论”。要是用“新理论”来认识、解释这个问题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其实上面对王道的肯定，是在不考虑天性影响的、静止的理想状态下得出的。
而这种理想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
上面提到历史上“王道”在表象上成功的几个朝代，大多都是年代久远，查无实据的。
所谓的历史记载，相当一部分可能都只不过是在儒家“为尊者讳”思想指导下编出来的“善意的谎言”。
就算后来有几个具体的朝代可以勉强拉来“充数”，也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在位的皇帝，本身具有的杰出才能，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许多优秀部属人才或下级助手的协助，加上前朝在倒台前一定会产生的腐败无能（否则不会被推翻）造成的社会灾难、动乱，对比之下引起的“人心思定”倾向，形成客观支持的民意，靠潜意识人性对天性的约束，比较容易创建起一个稳定、发展繁荣的时代。
但是由于包括孔子、老子在内的“王道”的支持鼓吹者们，从来没有搞出过一个可以从本质上正确认识、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够经得起推敲检验的理论，只能从表象层次上，谈什么人之“性”，“君轻民贵”“官道、民道”之类，看起来好像不错，也符合多数民心，却根本办不到的“馊主意”。
因为他们至死也不知道“人性”到底是什么？
所以许多中国人到今天还连“食色性”的标点符号都不会打（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前两者都是一种不用教就会的、人的本能）。
结果以讹传讹地，把它们“三位一体”地当成了“人性”，拿来做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腐化的“挡箭牌”。
把是个活物就有，而且不能去除的自私、贪婪、性欲等普遍的天性，错当成可以按他们主观意愿改变或塑造的“人性”。
才使得后人误以为前面提到过的“盛世”，是实行“王道”的结果。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要吃事实赏给他们的耳光。
因为包括皇帝和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男人女人，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本能从中“拉皮条”，自然而然地要追求金钱物质、美女美男的享受，一旦环境条件允许，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地要向贪污腐败靠拢。
这种风气“上行下效”扩散的结果，人人都想各显神通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来仿效：或做贪官污吏：或做鸡当鸭；或当小偷强盗：或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坑蒙拐骗：甚至参加江湖黑社会、和贪官污吏一气地直接欺压、掠夺百姓；使得社会从此恶性循环地开始走下坡路。
而一旦统治阶层开始腐败，就必然地造成政府无能，就要受到异族、邻国的骚扰欺负，整个社会就逐渐又变成乱世。为下一次改朝换代创造了条件。
可惜后来的那些“王道”鼓吹者们，面对社会现实，却不知道带头检讨那种理论的先天性缺失，以及自己不能以身作则的“师之惰”。
除了文过饰非地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不痛不痒哀叹之外，完全束手无策。
最后只好被迫以类似西方的“两党制”（可以与时俱进地“跟屁”一下，改称他们为“儒党”、“法党”）
那样，灰溜溜地让位于从秦始皇年代就开始的竞争对手（法家），让后者以皇帝的权力为靠山，重新打起“法治”的旗号，自己则又沦为以指出他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的“在野党”，再一次把“东山再起”的希望，重新寄托于在台上的对手的失败、而不是自己的励精图治“浴火重生”，没出息到了极点。
而中国历史，也就在忽而“独尊儒”，忽而“独尊法”。
让这两“党”代表的理念，轮流上台开“一言堂”（谁当掌柜都一样）的执政中反复！
不幸的是，由于儒、法这两大“党”（其它小党理念更不值一提）所鼓吹的理论，都是在表象层次上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结果，因此提出的所有治国的“菜谱”，都只能“烹饪”出虽然味道各有不同，却同样难以天天下咽的“小菜”。时间一长后实在受不了，社会大众只能靠忘却的本能，重新把那个跟现在的这位同样蹩脚，一点也不更高明的“厨师”，再请回来重新主理，或王道或霸道地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难道我们除了只能由两个“烂厨师”来轮流主理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当然不是。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王道”的仁政或“霸道”的法治，都是为代表某一个集团利益的统治者（无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少数，都一样），来“出谋划策”所提供的选择方案。
现在带着理应是社会真正主人的民众，来讨论“哪个统治方案好”，等于已经落入被设计好的陷阱或圈套，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承认了自己的“被统治者”地位，和“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一样，真是荒唐而岂有此理 ，注定永无出头之日（西方也不例外）！
这本来也就是古代那些“先贤”们的苦心或本意。
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也不敢想什么“民主”（那是“犯上”的大逆不道）。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先主动牺牲掉跟皇帝之类的统治者毫无区别的其他社会人的“人权”，让他们降格成低一等的“子民”，纳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道德规范。
然后再以利害关系的得失，来劝说已经占了便宜的统治者，劝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要用爱心、善心去实行王道、仁政。证明他们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早就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民主事实。结果被西方“正打歪着”地抢先提出来一个所谓“民主”的概念（接下来却将其引向“选举”的歧途）。
所以从这样的表象上，说中国文化“落后”也是有“道理”的，终于让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以为“民主”是他们发明的“专利”。
拿到全世界，打着“人权、法制”的旗号（其实本质上跟法家的主张一样）以肉体战争的武力“霸道”，向全世界推销，并趁机收取“专利保护费”。
要是在这样的本质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他们今天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 就不会有任何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其次，如果用“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无论王道和霸道，都是讨论关于统治者如何实行有效统治的“方法论”，从技术层面来看并没有错。
而真正的问题是出在用错了统治对象和场合，把“天子们”统治地球的方法，被一部分人错用到了自己同类头上的缘故（详细阐述，请参阅拙文论“精神战争”），这也是和任何显性或隐性民主概念格格不入的，是“新理论”根本不承认当前西方有真正“民主”的必要、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但是，如果把人类整体，根据科学分类学的原则，从要和其它那些“高等动物”平起平坐的层次，拨乱反正地提升到要统治地球的“天子”层次再来看，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比如“王道”就是提倡对地球生态实行“仁政”：
要爱民如子（善待自然界的所有生物）；
为民间创造休养生息的条件，藏富于民（保护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
尽量不扰民（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带头实行节俭，决不暴殄天物（过度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
不横征暴敛，体恤众生疾苦（保护野生动物）：……等。
总之，王道就是要“天子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荣华富贵”同时，不忘尽量为自己和下一代要接班的“天子们”创建一个雄厚的 王朝基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保证人类能够永远“坐稳江山”不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