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规则，用专家学者甚至领导的话说，就是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都可以干，至于规则，等干起来了再说，反正中国的规则是可以变的。
欧盟就是一个悲剧，它连“自私”的能力都不完整。因为“自私”的前提是有“自”，而欧盟的“自”，却是模糊的，游移不定的。它的伪善基于为自己+1s的必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国来说，有这样一个满脑子自恋的想法、却对他人造不成实质危害的生意伙伴的存在，是人世间的一件大好事，至少比满世界都是真小人更好。
事实上，大数据并不像其鼓吹者所声称的那样无所不能，会说话的也不是数据本身。只有经过分析的数据才有价值，但使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是得到正确结论的前提，如果盲目地相信大数据，而不对分析数据的方法进行审视反思，就很容易得到严重偏离事实的结果。当然，本文只是对Lightwing的算法提出质疑，只能算是抛砖引玉，期待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3月15日的荷兰大选结果，让亲欧盟人士松了一口气。这次大选投票率超过81%（五年前的大选最终投票率是74%），现任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自由民主
中国农业农村正发生大的转型。2004年后粮食十二连增，农产品量的问题得到缓解，农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土地密集农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绿色生态农产品短缺，农业供给侧的体制
一、票房为何“一泄如注”？
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了，面对不出意料的一片欢呼、叫好，我们有必要给这个行业泼一点“冰水”。
互联网治理全球博弈的背后，是技术霸权与反霸权之争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争。这种博弈带有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美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协调的机构设置、互联网基础资源中
前几天写了个韩国最大的悲剧是他本来不该存在，被很多人批评，说是钓鱼，那就不钓鱼了，今天简单说说萨德这个事情。
萨德这个系统本身，不要说对中国能有什么多大威胁，作
韩国最大的悲哀并不是他处在几个大国势力的交汇点上，而是他本身就不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存在的每一天都是在等待着下一次挨打。所以，韩国被秦国最终彻底消灭，对韩国反而是个解脱。在这之后，韩国所处的位置上再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割据政权。
革命是如何解决妇女地位问题？三个办法：一，分地的时候，不分男女，一律平等分配；二，成立妇联组织，帮助妇女维护权益；三，伴随革命而来的是，在农村出现了一整套国家机构的延伸机构，农村贯彻国家法令的能力大幅提高。
2017年1月13日，国会已经迈出了取消奥巴马医改过程的第一步，即通过了共和党关于逐步取消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决议。川普强调，奥巴马医保的问题在于垄断，剥削中产补贴贫民的同时让保险公司发财的医保是没有持续性的，关键的问题是奥巴马医保取消后的新方案是怎样的，川普说，他要以一种“非常的”手段取消并取代奥巴马医改，形成“川普医改”，同时，共和党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替代方案，但最终的路径并未确定下来。
目前东盟决策模式的最佳选择仍是协商一致模式，而协商一致模式需要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通过诸如程序改革、创新机构和建立信任的努力，加强团结，注重效率，东盟将在区域和全球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拟议中的各项东盟协商一致共识决策模式改革，有多大可能实行，实行后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何影响，应当持续跟踪、深入研讨。
《与全世界做生意》是央视9套记录频道推出的专题纪录片。栏目组此前的代表作品是《大国崛起》和《公司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既包括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纪录片的脚本内容，还收入了创作团队给出的一些背景说明和感悟。
历史仿佛在重复自身。两千年之后，一座座高耸的边界围墙拔地而起，阻挡了墙外者求生的欲望、出人头地的幻想以及对民族统一的憧憬，而修建它的，是一系列自视甚高的“文明国家”。修长城的中国皇帝们并未以自由和开放相标榜，而是坦然承认长城是为了自我保存而存在。但“新长城”的策划者们，曾经长期标榜自己的自由与开放，他们的计划，因而难免给人出尔反尔的感觉，让墙内者声称的“普世价值”显得十分虚伪。
中国人向来对当代俄罗斯本土视角下对苏联的置评这种话题比较感兴趣，俄罗斯的一些观察家们也是这样，他们的一些机构时不时会进行一些这方面的调查问卷。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一、导论
目前，在全国各地，富人治村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这其中既有自然发展趋势的原因，也有政策因素的作用。近年来，各地不断推进“双强双带工程”，要求村级
和其他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一样，互联网对人民法院的运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像网络舆情这样的现象代表了互联网的外部影响，那么利用信息技术和数据统计提高审
奥斯卡的主办单位，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也就是说，奥斯卡不仅是好莱坞行业内部的奖项，也是宣扬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舞台，功能上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电影华表奖和金鸡奖
今天是二·二八，每年到这个时候，台湾岛内都会撕裂一番。对大陆来说，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就低得多。但今年官方对二·二八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出了不少纪念文章
婚都离了，前夫欠的债还要还吗？
美国需要重组吗？ 1975年，法国学者米歇尔·克罗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日本学者绵贯让治合作给三边委员会撰写了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民主国家的统治能
读懂“商人-政治家”特朗普，更好地理解与预测这位美国新总统的政治决策，重温他早期的“生意经”，恐怕是个最便捷的办法。 《做生意的艺术》一书，2
哈佛大学是全球高校中，知名度和声望最高的一所，这使其能够轻易募集到惊人的赞助。哈佛大学当仁不让的宣称自己产出知识和思想，但在外界看来，这所大学更像是精通炼金术的
169年之后，英国人民通过一场公投，决定脱离二战之后形成的欧洲联盟。而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又是最早公开宣布支持中国组织的亚投行的。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施密特对英国的三个比喻：船，鲸鱼，利维坦。作为岛国的英国很难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它需要时刻保持游动状态，以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海域。
推特治国的特朗普总统和判决暂停执行其禁止特定国家穆斯林入境的法官怼上之后，没成想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激起惊诧一片。在想象的美式三权分立中，似乎法院及法官就如有神功护
关于这种世界体系该如何被称呼，我们有两种均来自德国但却大相径庭的描述，对18世纪末的康德而言，我们面前最终会出现梦寐以求的诸共和民族的联盟，它被称为“永久和平”；而对20世纪初的考茨基而言，届时我们将会沦为一个被他冷峻地命名为“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秩序的臣民。一切皆无定数，但我们应该铭记这些可能性。
希特勒的归来，不只是为了给恶贯满盈的纳粹“洗白”，而是对当下的德国和欧洲所遭遇的社会困境的自省。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至于需要把希特勒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大魔头重新召唤回来？
尽管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世界影视剧生产第一大国，但近些年国产剧的文化品质有时也令人堪忧，尤其是出现抗战剧神奇化、历史剧过度架空化等现象，如何提升影视剧的质量成为中国影视剧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在《理想国》第一卷，色拉叙马霍斯先后提出三种正义观：正义是更强者的利益，正义是法律，以及正义是他人的善。根据传统看法，他鼓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因而是一位无道德主义者。研究表明，“正义是法律”才是他对正义本身的定义，另外两个正义观只是关于正义结果的描述，因而他是一位法律实证主义者。法律实证主义曾经树立起现代国家法律的权威，却带来道德选择冲突与政治极权主义的危机。
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和仇视，不光在德国，而且覆盖欧洲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希特勒不是仇恨的制造者，而是仇恨的放大者，帮助当时的很多德国人将狂暴的魔鬼从心中释放出来，并将作恶行为制度化，形成了激励机制。
央视春晚小品每年都关注家庭问题，今年也不例外。经略特刊发欧树军老师旧文，从西方福利社会的家庭危机反思中国家庭的理想模式。
所谓当代民主困境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古代民主概念与现代政治社会的规模和范围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于作为行动者的公民和参与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与国家的现代抉择不相容，这个现代抉择即国家成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关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续围绕单一主导目标的活动，即控制或影响国家机构。
福山在比较中国和印度两种国家建设路径时，就指出过印度漫长历史中“社会战胜国家”的政治衰退之路，而今天的印度似乎仍然没有走出这个困境——拉詹在任之时就曾经痛陈印度的地方势力政治过于腐败，认为莫迪政府与其把钱投入公共事业，不如直接发放给穷人，省得中间人层层盘剥。他不仅得罪了当权者，更得罪了当权者背后的金主，还表现出对印度缺乏信心，那么当权者以“不爱国”的指控让他打包走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终极的文明冲突背景下，这场浩大的“公元人”的大分化，既是对已经发生的、正在经历和意欲建构的内外政治秩序的现实主义透视，也是对“后公元时代”政治共同体人心秩序重建之道的严肃探寻。
什么才能有助于提高底层美国人的财富？匹克迪及其共同作者认为这有赖于教育的改善、劳动市场的改革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监督，以及“大胆的税制改革”。
1917年布尔什维克人的胜利，不应简单被视作是一个西方政党政治意义上的党的胜利，更应当被看做是一个人民在政治实践中觉醒的历史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先知升华为革命的人民，革命的人民则成长为革命的先知。
康有为没有看清“老十九世纪”与一战的关系，因此会对一战后的世界走向感到困惑。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不清“新十九世纪”与特朗普的关系，我们同样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陷入迷惘和焦虑。
完颜英死了，马走日跑了。完颜英死的时候，马走日跟她在一块。
黄永胜的儿子回忆说，他和黄永胜谈起九一三，黄永胜说，你跑什么跑嘛！你跑了就说不清。黄永胜说的是林彪
乔治·凯南（1904-2005）是美国外交历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未曾出任过类似于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这样的美国政府外交事务决策官员，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乃至世界
当地时间1月8日晚，伊朗前总统（1989-1997）、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1979年革命的元老、伊朗私有化改革的支持者、实用主义者、什叶派的阿
《长城》的历史节点意义正在于中国电影在资本和内容领域的深度分裂和撕扯。尽管中国资本近年来不可谓不高歌猛进，在北美、西欧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大快朵颐；但中国资本对于事实上的中国电影的内容生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原创性的贡献，中国电影的合拍片并没有因为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的强势雄起而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待遇。
重庆通过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实践，逐步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从结果看，重庆的房地产调控实践是成功的，成为全国核心城市的房价洼地，与重庆市连续两年位居全国GDP增速第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建设宜居重庆，为吸引人才落户，为重庆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是地方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和实践。与此同时，重庆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供给侧改革，在供给侧结构，围绕重庆现代工业化改革和与之配套的全产业链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前行。我们有理由期待，重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这是一位印度近代史以来罕见的强势政治人物，频频打破旧有规则和惯例。
吊诡之年的最后一个月，射杀俄罗斯大使的土耳其枪声刚刚寂灭，烧焦希腊大使的巴西烈火又熊熊燃起。
2017年，国际体系将进入一个颠簸期。我们生活的可预期性降低了，但中国重塑自我的可能性也因而打开。进步的原则是否能够复归？一切皆无定数，需要行动者在理解和把握历史行程的基础上，展开集体的奋斗。
蔡英文试图对“台生扮纳粹事件”进行“去政治化”处理，这是徒劳无益的。台湾已经出了一个巨大的国际洋相。不少西方媒体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向来视而不见，但台湾学生打出的“纳粹旗”，让他们至少还得装模作样地关注一下。我们有必要抓住这一时机，向全世界阐明台独势力与历史上的日本殖民主义以及今天的日本极右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阐明他们在关乎人类基本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谬误与邪恶，把这一幕，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史为鉴，如今历史的闸门再次开启，中国科幻文学能否经受得住这场大浪淘沙的淬炼，就绝不是其作为类型文学内部的理论问题，更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能否真正走向未来的历史性洗礼。
像康有为这样一位长期反对共和，竭力论证君主立宪制优越性的人，应该是共和思想传统的敌人，怎么可能会对共和思想传统有贡献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晚年康有为提出“不能共则不能和”命题，将他的国家建构论和政体论连接在一起，其中包含了对于共和国的治理颇有启发意义的视角，具有“接着讲”的价值。
大雪纷飞的圣诞节来了，尘嚣甚上的美国大选似乎终告尾声，大选所彰显的族群和宗教裂痕并未因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产生而稍有弥合。相反，“Merry Chistmas”还是“Happy Holidays”之争再度因平安夜的钟声而喧嚣……留给我们的疑问是，不断被各种议题进行撕裂的美国社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会走向何方？
特朗普身后，站着一个迫切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的政治集团。中国不想当任何国家的敌人，但如果“被迫为敌”，我们该怎么办？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因为它在国内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在国际上压迫其他民族和人民，所有这些矛盾，其实都是中国可以撬动的杠杆。要撬动这些矛盾，中国只有提出自己的政治原则，搭建合作的制度平台，才能够确立起不可替代的角色。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打开《毛选》，经典，总是能够常读常新。
对于愿意进一步思考的人，这句老话值得推荐：“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无论是讨论“耶诞节”该怎么过也好，区分宗教信仰与消费主义也好，我们的最终指向都是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突破媒体与商家布下的帷幕，理解宗教面具下的资本力量，理解礼物温情背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危机。只有充分理解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能真正抵御消费主义的冲击。
本文讨论信息隐私领域中存在的另一类负外部性问题，即信息主体自愿披露本人信息时产生的外部成本（以下简称“第一方披露外部性”）。基于个体主义和消极自由的指导思想，信息隐私法及其理论传统上主要从信息主体自身福利的角度考虑自愿披露行为的规范意义：当自愿披露导致信息主体本人遭受隐私损害时，法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应提供救济？
<“雾霾源头”污染村：村民多患脑血栓 姑娘不愿嫁此地 >从环境经济学和政策研究的视角，看到的是“环境不公平”的在京冀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上的多重体现。
2016年12月17日，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智库管理部门、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智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是在摄影展上遇袭的，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摄影展的主题恰恰是“土耳其人眼中的俄罗斯”。无疑，这次摄影展的举办是一次政府促成的民间活动，旨在加强两国人民交流，营造俄土友好气氛。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和土耳其的高层都非常珍惜的确是来自不易的融冰之后的两国友好关系，正在运用各种手段巩固两国友谊。同样，我们从这次刺杀事件中，又可以解读出，建立在因应国际时局基础上的两国领导人促成的权宜性友好关系是不稳定的。
本文并不打算宣传推广美国法院在手机隐私方面的“先进”经验。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观察，手机的技术变迁究竟会对警察的执法实践提出哪些难题，以及法律人（特别是法官）可以采用哪些法律逻辑或者司法技巧予以回应。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在这一由技术变迁引发的法律变迁过程中，美国的法官们究竟解决了或者遗留了哪些问题。
10月份以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以下简称ICC）迎来了“退群潮”。ICC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为何闹得这些国家纷纷“退群”？它又是否有能力做到让有意退出的缔约国“回心转意”？
12月9日, 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发表耶诞剧开幕讲话时说，耶诞节提醒我们，耶稣是一个移民，就像今天的难民一样。这一讲话显然体现了教皇一贯以来的关爱涌入欧洲的难民的立场，让许多人十分感动。但教皇的当前立场，比看上去的要复杂一些。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完全也可以说，“一切地理都是政治的地理”。战争书写了人类的历史地图，而主权就是绘制现代地图的最重要线条。这样看来，一部不得不然的中国近现代史，又何尝不能用一册地图来叙说呢？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布赖恩•卡普兰所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以下简称《理性选民的神话》），非常应景，书
在竞选总统过程中，特朗普塑造了一个反对“政治正确”的形象，而且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但在古巴问题上，他却表现得十分“政治正确”，几乎是冷战的派头。特朗普意欲何为？
近日来，“雾霾”一词又双叒叕上了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晨起进入“仙境”的迷茫又双叒叕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像这样：因而也陆续出现了中国十大最
2012年，《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艾默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昏迷中的女友》（Girlfriend in a Coma），反映了90年代以来意大利政治，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全面衰退。该片标
11月23日，欧洲议会以304票赞成、179票反对、208票弃权的记录通过了《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EU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o counteract propaganda against it b
民众普遍对民主感到失望，对于青年一代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对民主已趋之若鹜，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着手去尝
2016年11月，德国内政部宣布了新的方案，这一方案试图将欧土难民协议的经验复制到地中海难民的处理上——欧盟将派船截获地中海上的偷渡船，将难民送到设在突尼斯
10月16日深夜， 19岁弗莱堡大学医学院女学生Maria Ladenburger在返回学生宿舍途中被强奸杀害——而笔者刚好和这位可怜的姑娘住在同一个学生宿舍。不少认识这位姑
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现为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近期在其Facebook上传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一张是青年列宁雕像。喀山大学解释说：我们不是开玩笑，
《拯救资本主义》是罗伯特·赖克的最新作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党内竞选者伯尼·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推荐。这本书延续《超级资本主义》的批判风格，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美式资本主义已陷入难以为继、无法自我修复的制度障碍，指出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削弱了公众对于经济、经济、政治的基本信心；书作者针对日渐严重的分配不公，指出华尔街为代表的获利阶层并没有如其宣称的那样为公众作出了应有贡献；书作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存续面临威胁
曾经作为反俄亲欧倾美急先锋的乌克兰，如今被东家贴上了“最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致命标签，无异于被打入了冷宫戴上了枷锁。联想到上个月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国内高调纪念乌克兰大饥荒，而且命令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借此大发反俄之论调，进而呼吁欧美支持——不禁哀之叹之。一朝饮下反俄酒，刀山火海不怵头。为去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不惜同根相煎兄弟成仇，而今却落得个雨打风吹去，残花随水流。
由于社会变迁及其导致的结构转型、利益调整与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姻缘等叠加而形成的初级群体内“诸缘合体”的情形发生了改变，从而削弱了初级关系自身的纠纷预防与化解功能。法治元素在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后，由于其事本主义及粗放型的特征，加之“合法性”不足，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纷”的宏观制度安排应当形成一种分治格局，即在纠纷治理的法治话语下导入当事人的（泛）血缘关系强度指标，强化对纠纷结构中人际关系元素的考量，藉此建构起四种纠纷
2016年11月1日至6日，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即“中国航展”，又称“珠海航展”）在广东珠海如期举行——自1996年第一届航展至今，这一盛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过去的20年，对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国防科技事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说，是翻天覆地的20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年。解读这届经过20年的沉淀和发展之后的航展，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些年喷薄的力量从何而来，更有助于引导人们更好地思考有了更大能量的中国将向何处去，将
2016年度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也就是广为人知的珠海航展，已经落下帷幕。以歼-20为首的先进装备夺走了无数媒体与观众的目光，实在难以想象在第一届珠海航展举办的1996年，中国的军事力量曾是那么的薄弱。诚然，明星装备是国防硬实力的刀尖与宣传软实力的招牌，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眼光放宽，去看一看那些不那么热门的展品，会让我们对中国军工产业和解放军的新气象有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将浅析几款本届珠海航展上的“配角”，并藉此尝试探讨中国军工产业和解放军的现状与未来。
韩国总统朴槿惠终于服软，表示要辞职，然而反对派却不许她辞，非要弹劾她不可。自闺蜜干政门爆出后，韩国反对派好像有人指挥似的，反应神速，有组织有纪律。不但朴槿惠马上遭到围攻，连三星等企业也被调查，时而爆料，时而百万群众秉烛夜游，令人眼花缭乱，堪称宫斗大戏。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在整朴槿惠，也有人说是天朝在发力。这些都有点牵强，内因才是决定作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韩国宫斗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就有“东西”之争。
《寒战》系列，被认为是继《无间道》系列之后，香港最好的警匪片，这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寒战1》确实也在2013年的金像奖上独揽九项大奖，平了《甜蜜蜜》创造的历史记录。今年的《寒战2》自上映伊始，更是马不停蹄，很快就打破了多项票房纪录，这其中更是包含了关乎香港电影自尊心的，香港人最在意的香港本地的华语片票房纪录——2011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所创下的票房纪录，过去5年来在香港都未曾被任何一部港片所撼动——这对于敏感的香港人和香港电影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随着《寒战2》的热映，在主流媒
土耳其入侵叙利亚领土，并于土叙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区，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对土国家安全而言至关重要：其一是迫使盘踞土耳其南部边境村镇数年之久的“伊斯兰国”后撤；其二（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要遏制叙利亚境内强大的库尔德人势力——民主联盟党（PYD），迫使其撤退到幼发拉底河东岸。从土耳其的角度看，这一系列的行动不仅能改善该国的安全状况，同时也是其持续打击其境内的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系列行动的必然举措。
在这混乱的世界里，多个国家各种形式的造反都或隐或现一个诉求，那就是“反精英”。今天，“左-右”、“自由－保守”的分裂越来越被“大众-精英”、“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对立所替代、成为超越左右的政治分野标准，这是否意味着一场反精英的全球性浪潮的开端？
换句话说，朴槿惠的人事调整措施在韩国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甩锅”举动。它挡不住支持率的继续下滑，更挡不住弥漫全国上下的滔天民愤。
超越“法律东方主义”，并不意味着减少对外国法的研究借鉴，更不意味着回到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国制度和文化中去，而是意味着，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当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是一个劳动和创造的主体，能够自主地运用理性思考自己所碰到的问题，制定和选择自己遵守的规则，而不是遇事先问西方或祖先的权威。西方哲人给这种新状态起的名字，人们耳熟能详：启蒙。
此次美国大选极可能出现类似于2000年的情况，赢得了普选票多数的候选人却丢掉了选举人票。上次笑到最后的是输了普选票的小布什。这次笑到最后的很大可能将是希拉里，但希拉里一上台就会是一位跛脚总统，因为特朗普很可能会以微弱优势赢得普选票。
在《春秋》的视野中，菲总统来朝还只是一个开始。新王法要真正建立起来，就不能仅停留在表态、聘问阶段，王畿还应该将辐射力直接渗透到菲律宾国中。思想上认同中国，这是心性上的要求，制度上则要求菲总统内阁中的成员，有部分需要由共和国任命（本来这是对次国的要求，然而菲律宾先来亲中国，或可暂时放下疆域的考虑，在爵制上提高一等，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春秋》平天下，“共和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长征之路是红军重新寻找群众之路。中央红军率先在陕北找到了适合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土壤，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央红军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生存和发展，根据地建设做得更好一些。而根据地建设之所以做得更好，是因为毛泽东最早在中央苏区提出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和他提出的群众工作路线，根据地建设就谈不上。
杜特尔特终究是菲律宾人的总统。他虽然夸赞中国、大骂奥巴马，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没有实质变化，两边通吃，其实最符合菲律宾的利益。因此，在中菲关系上，我们无需有太高期望。但是，杜特尔特的国内改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我们持续观察。
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宗教条款，需要结合第36条整体内容、其他相关条款和制宪有关历史背景，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政策的历史变迁进行综合分析。现行宪法第36条对宗教事务的规定，是涵盖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独立办教、宗教活动必须合法等宪制追求的一种全面规定。对该条款的理解，还需要将其与第1条、第33条、第51条和第52条等规定结合起来进行体系解释，并明确宗教活动不得违背我国宪法基本原则。尤其要指出的是，现行宪法宗教条款的相关规定，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经验总结与政治决断，有必要从宪制发生学的角度探索这
如今的大变动时代充满了失序、失范和不确定性，也给“中国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避免灾难性局面的发生而推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而且要“超越国家主权”的狭隘利益观——“中国方案”不应停留于“术”或“利”的层面，也就是不能仅仅关注采用哪些政策与方法来克服危机、寻求利益最大化，以求实现世界资本积累中心的转移或世界权力中心的变化；而是要追求更高层面的“道”，也就是要看到欧美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金融寡头专政已经逐步把控这些国家政治
我不过是一个黑人，生活在美国，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能如我所愿，安然度过余生吗？
对此的答案取决于你所属的族群，尽管在有些族群看来这可能是个荒唐的问题。没有人真的知道自己的寿命几何，也没有几个人能活到自然死亡。 只因为我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我就觉得自己处于某种特殊的危险之中，你或许会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
伦齐会是下一个卡梅伦吗？如果欧盟躲过了这次，那么下一次呢？病根既然已经深深种下，那么病征就会以不断变换的形式加以呈现，所能期望的唯有分析的脚步不要总是来得太迟，民主人能够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对马基雅维利的后辈政治家来说，把国家置于赌局不是狮子般的勇猛，倒确实不是政治应有的机敏和老道。
中亚五国的日子不太平。经济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大毛子经济衰退等因素导致该地区的经济陷入二十年来最严重的萧条期。政治上，政坛大换血，开启了后苏联时代中亚政治新格局的进程。
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巴黎协定》的决议。其中，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对此，我国早有规划——绿色发展、健全法制，以节能减排促进全面发展。
民主与自由是重要的现代政治价值。但具体到今天的欧洲，非洲，拉美，以及东亚的中国台湾等地，这样的价值原则却不仅仅意味着堕落、纵容，被认为会困扰社会和国家的文明延续。有人援引丘吉尔的话说，民主是除其他形式以外的最坏的政府形式，这其实已经包括了对于民主弊端的指控。
科幻以面向未来而蕴含着历史意识。当代中国科幻经历了历史缺失状态，但自新时期以来，从无到有重获了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历史主题：作为观光/探险对象的异域，作为寻根/归乡目的地的故乡，以及作为不断解构/重构的迷宫。本文通过对多部著名科幻作品的分析，对这三种主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其与现实和未来的关联。
她的政治性格深深地打上了冷战时期成长经历和大起大落的人生经验的烙印，而这烙印的背后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的身影——她的父亲朴正熙，就像现代韩国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朴正熙、甚至有着“朴正熙情结”或“朴正熙后遗症”一样。她的父亲留给她的究竟是光环还是阴影，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整个一部韩国近现代史来作答。
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去年碰巧问了加拿大人、英国人以及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们，他们是否信任他们国家的“医保或医疗体系”。在加拿大，73%的人做出了肯定回答。很凑巧，英国人回答是的也有73%。在美国，尽管人均医疗开支比别的国家多得多，数字仅为56%。
如何讲述中国所理解的外部世界以及告诉其他国家的人们什么才是中国的世界观，这将是中国文化必须承担的使命，中国电影是这个大的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电影绝不仅仅要学习好莱坞，更要学会超越好莱坞。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经济暴跌的必要变革。政府看上去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纪录片的魅力不在于解决问题、做出好坏评判，而是用一种比较客观中性的视角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不同的声音呈现出来，呈现黑白人生中的灰色地带，保留生活的质感。如何理解这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如何面对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创伤，作为发展蓝图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地方官员又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百姓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书记》和《中国市长》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杀人偿命不仅表现为一种公平原则，还嵌入了中国人有关善终与凶死的意义世界。在民众的思维里，杀人不仅是对被害人肉体生命的剥夺，更是对其善终的阻断；杀人者若不偿命，被害人的冤魂在九泉之下便难以安息。而在民众生命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民众的死刑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鬼魂冤抑观念仍然在部分案件中激励着被害人亲属寻求以命抵命。另一方面，鬼魂冤抑观念的弱化让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呈现出松弛的迹象。但是，鬼魂冤抑观念的弱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放弃了杀人偿命观念。在命案纠纷解决中，即便失去了鬼神世界的支持
这场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兴奋剂丑闻，在俄国内甚至全球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这是竞技体育史上的巨大耻辱，而更多的人则将体育与政治联系起来，试图找到这次兴奋剂风波后的政治力量和各种因素的互相博弈。在竞技体育与国家实力、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今天，兴奋剂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运动员自身，也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
中国女排总是在中国人最需要自信的时候，给了中国人以自信。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要有了这点精神，落后的国家能够战胜发达的国家，不利的局面能够变成有利的局面。而中国这60多年的发展，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女排精神和中国精神的相通之处。
此时中国的年轻一代，正用父辈祖辈不能理解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同龄人一样娱乐着。不断地自我“泄气”，不断地赞美着对方的表现，嬉皮笑脸，但这都是因为在内心有着真诚朴素本能、和世界范围内安居乐业的青年们同质的“爱国”情绪。拼命讽刺女排的帖子很无聊、很扭曲，但似乎也能让人想起小时候体育场上耳熟能详的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娱乐和爱国作为精神和形式的关系当然可以一致，就像今天的女排队员长发、用社交媒体、做美颜自拍，也并不影响“女排精神”的传承一样。
特朗普不像是一位正常的政客。一位正常的政客知道无论遭受了多少批评，都应该微微一笑，挥手再见。不必太当真，甚至都不用装得太当真，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伤害加剧。特朗普没法进行这项简单的利己计算，他总是对任何批评他的人进行回击。
优步最终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在这场烧钱补贴的游戏中没钱了，玩不下去了？倒不一定。优步也许并不缺钱。但是滴滴有优步无法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2016年8月8日，日本天皇明仁通过媒体发表“对（未来）公务的（感性）想法”，表达了“在活着时退位”的意愿。这是自天皇的国家象征地位被成文宪法确认以来第一次有君主触及“退位”问题。
1998年的时候，也是韩国人自己说的，他们的制造业一塌糊涂，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靠做电视、做洗衣机再跟中国竞争已经没那么多机会了，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金大中上任之后，把文化产业视为同高新技术产业等量齐观的“立国之本”，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韩国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因此，韩流产业背后，有一个韩国式的举国体制作为后盾。
书作者盛赞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团队及其领导下能够与中国民众广泛结合的人民军队。在书中，书作者还特意赞扬了抗战期间解放区普遍实现的经济自给、严明管理与群众动员政策路线，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认为这些政策路线的较好执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全国的执政地位奠定了经济和民心上的基础，从而让持续了几十年的民族革命终于迈入了成功序列。
人类历史上的全球秩序转变总是与战争、或者说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相伴随，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特性，中国崛起并不会采取挑战现有霸权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和平融入和渐进性变革的方式，推动全球秩序转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战略选择无疑是充满智慧的，不但有利于全世界，也同样根本上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
总体而言，境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议题：中国模式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以及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中有赞有弹，有深刻的剖析，也有刻板的误解。异议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在对外讲述“中国模式”的故事时，哪些方面容易产生文化折扣，这有助于我们在制度和思想层面更有效地开展对外交流。
本文基于笔者2013-2014年间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从事的人类学调查。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由于一百多位斐济村民在笔者调查村附近的一个中国外援项目工地与数十名中国工人并肩劳动修建公路，斐济民工与中国工人在何为工作以及何为工作规矩两个问题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化摩擦，说明在跨文化的互动中达到文化自觉境界的艰巨性，但由此开始了解对方文化的特殊际遇，这不失为彼此迈向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道路的破冰之旅。
在历史研究中，“怎么做比做什么重要，看得懂比看得到重要”。仅仅将日记当成研究的史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段，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如此解读，既非原作者的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
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明显克制了各种先知式的预言，这让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收回了自己的判断，不再是“福山主义者”了，正如“9.11事件”以来人们对福山的不断猜测。
川普之所以能混进两党传统精英的政治游戏，有赖于三点：金钱，知名度，以及中下层白人的愤怒。如果说选希拉里意味着走老路并静候更大危机的到来，但选川普就一定能改变吗？整个竞选体制将美国推入近乎赌博的选择，这恐怕才是美国将来一切问题的根源。
故事有开始也有结束，会议有开始也有结束，“我们的时代”有开始有结束。但是，朋友们，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在此必须要公开出来：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作为“新之新化”的过程、它是“新之又新”的。让我们一起，和前此、后此时代的所有“新人”，不断争论、不断总结，永远走一条向上的路！
沧海横流。中国在世界的汪洋大海上朝哪里去、怎么去、与谁一起去，都事关大局，事关大势。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看准方向，稳步前进，到了两个一百年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就都绝不只是美好的愿景！
它长长的股东名单里面有BAT这样的国内民营巨头，中信产业基金这样的“国家队”，苹果这样的美国科技公司，以及淡马锡和软银这样的国际资本市场老司机，构成十分复杂。这也给监管增加了十分的难度。这次商务部的反垄断调查，希望能走下去，而不是如以往几次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能通过这次实践给如何规范这一市场带来一些启发，也给以后其他领域的反垄断提供一些依据和案例。
里约美丽的照片只是表面，在其背后是一双双准备向你伸来肮脏的黑手。我们希望奥运小将在为国争光勇夺金牌的同时，更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到底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汪晖所著的《颠倒》一书，是北岛主编的“视野”丛书中的最新一本。这本书除收入《“火湖”在前：记唐弢先生》、《<死火重温>序》等汪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回忆文章、思想文章之外，还包括他在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期间撰写的编辑手记等文章。
泰国将于2016年8月7日对第二十部宪法草案进行公投，此次全民公投将对执政两年的军政府合法性构成重大挑战。泰国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新宪法草案是军政府任命的委员会起草的，其具有巩固军方及非民选精英权力的目的。一旦新宪法草案通过公投，泰国政治将可能转入军人主导的半威权主义进程，这将提升军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如果新宪法草案在公投中被否决，反政变联盟的力量将得到复苏，这可能使泰国国内潜在的政治冲突加剧，再次将泰国卷入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西方历史上，“乌托邦”是一个内涵极为深远的语汇：直到19世纪以前，乌托邦一直被当作讽刺社会现实的哈哈镜；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乌托邦与科学相对立，把乌托邦等同于不经过对社会经验事实的观察批判、仅仅凭着善良愿望推出的“绝对真理”；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则把一切反对现存秩序的流派统称为乌托邦，并将其污名化。对此，曼海姆将乌托邦定义为超越现实的、倾向于颠覆主流秩序的取向，这样就区别了乌托邦中的“早熟的真理”和意识形态。按照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被归入乌托邦的范畴，但又不同于空想的意识形
2013年以来，打车软件，成为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甚至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围绕打车软件之争所引发的各项争议，在全国范围的全社会大多数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和影响。如何解读、阐释关于打车软件的种种争论，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普通软件本身的范畴，这对于理解和把握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及其远景，都有着十分长远的现实意义。以打车软件之争为历史标的，甚至将有助于我们展望和描摹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经纬。
7月26日，法国一座天主教堂发生人质劫持事件，年逾80岁的神父惨遭割喉杀害，“伊斯兰国”(IS) 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这在法国进一步引发了对涌入欧洲的穆斯林难民的恐惧。然而，次日，天主教皇方济各前往波兰出席世界青年日活动，一方面对宗教暴力表示痛心，另一方面，鼓励人们敞开心胸接纳外来难民。
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切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其核心问题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历史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汪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分别构成三部曲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如果未来的人类文明极有可能遭遇文明冲突导致的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现有的道德、文明观，拒绝末人时代的诱惑，勇于创造新的历史。
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切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其核心问题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历史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汪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分别构成三部曲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如果未来的人类文明极有可能遭遇文明冲突导致的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现有的道德、文明观，拒绝末人时代的诱惑，勇于创造新的历史。
失落的天书》是一部《山海经》研究的杰作，为对《山海经》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份重回神秘世界的“穿越指南”。对于学术界而言，该书不仅有助于重估《山海经》一书的史料价值，其所展现出来的涵括神话学、民俗学、文献学、古史学、思想史和天文学史的广阔学术视野，对于因学术分科而日益窄化的当代文史学术研究有着广泛的借鉴价值。
事实证明，全民公投是一种麻烦的工具。它们将疏离者带回政治中来，特别是在公投的问题是地方性且清晰的事项时。它们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千载难逢的国家问题，例如一国是否应当脱离一个更大的联盟。然而，在多数时间里，大型公投导致坏政治和坏政策的产生。
战争的危险肯定是存在的，但南海仲裁这次还不至于。与其慌里慌张的到处打听是不是要打起来了，还不如该干嘛继续干嘛。
菲律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掀起多大的波澜。真正捣鬼有方的，是某个连海洋国际公约都没有加入的域外大国。它的航母正在南海上游弋，五角大楼正试图制造点事端，以便从国会搞到更多的军费。然而在国际上，我国并不孤立，而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说这些国家都不属于“国际社会”的人，他心目中的“国际社会”又是什么？
土耳其正处在非常时期，正在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近乎14年前对土耳其开始掌舵的政治力量，正义与发展党，其实也就是埃尔多安的政党，正在接二连三的做着180度的转变。
7月6日，欧洲议会批准一项建议，建立一个新的边界及海岸警卫机构，帮助欧盟国家应对高出正常水平的移民潮。这个机构叫做“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但可以预料，即便这个机构组建成功，它和希腊、意大利等成员国的关系，还需要持续不断的磨合。边防警察部队行动的正当性（legitimacy），仍需要在行动中需要不断地证成。
至今，大陆还有许多“公知”对台湾充满羡慕，希望其体制能“西进”大陆。但是现实是最能打脸的。一个2300万人的省，做了一个政治试验，治成了“人不如狗”，拿这样的体制来治理十四亿人，最后恐怕只会造成中国内部无穷无尽的内耗，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进程。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玩火之后，稍有常识的中国政治家，都不会做这样的试验。
在当下，欧洲主流精英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而右翼势力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但不管他们内部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只要西方的对外处事方式不改变，欧洲的大门口仍将不断聚集各种逃难者，通过翻墙、爬窗、打洞等方式，进入这座已经千疮百孔的老房子，并在里面掀起新的波澜。而欧盟各国如果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让各族群各阶层雨露均沾，围绕分配而展开的斗争，将持续在内部造成撕裂。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在全球进行竞争的帷幕已经拉开，中美竞争逐渐改变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的格局。东南亚国家深受中美大国竞争的影响，但是东南亚对中美竞争的观察视角常常被忽视。为了增进对东南亚视角的了解，细致展现东南亚学者对中美两国在海洋纠纷、贸易投资和跨国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竞争的观察，2016年4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召开了以“东南亚视角下的中美竞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华诞的日子，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发生了一件差点改写两岸历史的大事。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海军锦江级大型导弹艇金江舰在进行“甲类操演
那些真正实干的人留下的功业将长存于世，而心胸狭隘者的诋毁必将烟消云散。飞驰在中国大地的高速列车，用它的速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改变中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自中国人民，但是人民的力量，总是要经过组织，才能发挥作用。组织力和领导力，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珍惜和善加利用。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重蹈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的覆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资源少的社会里，竞争烈度肯定是很高的，学校的“减负”只是减轻了学校自身的工作负担和责任，但一点都不会减少学生真正的学习负担，而且还带来阶层差距拉大的结果，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教育的成功。
在2018年，选民们可能会受到引诱，转而支持继续进行可以看得见改变的温和改革。但在这种改革中，真正的变化或许不可能发生。因为柬埔寨从来没有政党间的和平权力交接，而且，人民党已经发出威胁称，它可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救国党的领导如果想在2018年取得政权，在接下来的两年，比起不被抓进监狱，他们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
英国公投使欧洲陷入了混乱，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世界如何反应，以及英国政府如何重组。对此次公投结果的考察很重要，对其过程的考察同样很重要。任何涉及重新定义国家边界的长期协约都不应该仅仅基于单次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如你所见，现行的简单多数决的国际标准，简直就是混乱之源。
英国的现代政治历史叙事，从来以一种舒缓、高雅、理性、制度化、协商的面貌来呈现自己对文明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制度的自信。代表了这种自信的，是对大宪章、光荣革命、工业革命这类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事件近乎神话般的刻画与崇敬。然而，这种英国精英信仰的政治神话，在今天，却彻底被一场公投砍了头。
如今的网络游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传统印象，其形态和玩法开始更新换代，网络游戏市场也有大钱可赚，美国人更将其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九艺术”。
“旧邦新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时刻。不理解1911-1912年民国基础的脆弱性，我们也就很难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很难理解今天许多政治议题的历史源流。
不管是德国这样的欧盟中坚，还是波兰、匈牙利这样的欧盟“刺头”，中国都能很快乐地和他们一起玩耍。
三位牺牲在塞尔维亚的烈士获得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的凭吊，足以让我们确信，中国已经告别了“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吴建民先生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但总体而言，他属于已经过去的“闷声大发财”时代。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刻舟求剑。
作为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之一，我国首次赋予美国2500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并且准备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这无疑为沉寂半年之久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增添了一大亮点。
奥兰多惨案的死者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死亡，既是个人生命的终点，同时也是各路人马榨取他们政治剩余价值的开始。然而，恐怕没有政客会真正伸出手，制止这个社会向下沉沦。
一个有着绝对权力的军事强人感到有必要在一个公民投票中赌上自己的威望，这看起来甚为怪异，但他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如果宪法在八月遭到拒绝，那么，巴育将军可能会发现他的绝对权力会绝对地瓦解。
了解和掌握以《魔兽世界：熊猫人之谜》为代表的网络游戏的文化软实力框架，根本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以网络游戏用户为代表的不同社会群体充分享受到均等的社会文化消费权利，建构起具有以中国审美范式为基准的，能够代表当代中国人情感结构和经验的中国网络游戏的文化软实力架构。【出处：媒介之变（mediachanged）】
在这场漫长的现代争夺世界秩序解释权利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狭隘民族主义往往只是在普遍主义平等理想失效的时刻开始疯长。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与狭隘民族主义一同滋长的便是那种以宗教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暴力。当然，正像是一个世纪以前那样，今天，在世界秩序变动的碎片化缝隙中，一种新的平等理想也许正在生成。【出处：《文化纵横》】
《魔兽世界》《安德的游戏》等一系列游戏改编电影说明，如何综合观看与参与的乐趣，使电影和游戏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首发：媒介之变（mediachanged），感谢作者授权经略发布】
可能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清晰地将阶级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创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大叙述，将民主（或社会正义与平等）最终与国家“富强”（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将千百万个人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和希望关联起来。
在互联网领域，欧洲式社会市场经济传统的弊端尤为明显：无数本土小企业在政府保护之下得以稳定发展，却难以形成大气候。同时，与中国和美国相比，欧洲在该领域的不利因素也很明显：由于国家众多、语言文化相异，庞大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大量的、价格相对低廉的IT人才，无法可持续地推动创新。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西欧的历史比很多人所想的更要久远，而且纠结。承认这一点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未来，穆斯林可以被视作欧洲公共生活的平等的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永远的、充满威胁的外乡人。
还有一周就要高考，还有一个月高考成绩就要发榜，苏鄂考生、家长的愤怒不知在各方解释之后的能否随着时间渐渐平息。但可以预料的是，成绩发榜之后，以高考减招来做文章的不会是少数。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在新中产不断扩大，焦虑不断上升的今天，保不住自己奶酪的恐惧会让他们更加执着于子女的教育，风声鹤唳，动辄疯狂。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考虑、有效平衡各种“公平”诉求，类似的游行还会继续。说到底，围绕高考减招的争议，内中是区域平衡与阶层平等的纠葛，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Eugene Victor Wolfenstei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系教授，“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2010年因病去世。本文作者于2003年初至2008年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Wolfenstein是其导师委员会成员之一。
鉴于韩国检方的调查仍在进行，真相的全貌仍未完全浮出水面，我们仍然无法对事件下最后的定论。不过看着这些以改名为兴趣爱好的韩国朝野各党在“选择性遗忘”与“偶发性回忆”之间反复跳跃，不免引人好奇：他们究竟是真心“为民请命”呢？还是将民众的死亡与愤怒当作政党间相互倾轧的武器呢？
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的第一个项目，竟然是由亚投行与亚开行采取联合投资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本以为两者会恶性竞争的局外观察者大跌眼镜。亚投行不缺乏资本，但缺乏经验和人才。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同行合作，“化敌为友”，成为了起步发展的最佳选择。
本文基于笔者2013-2014年间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从事的人类学调查。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由于一百多位斐济村民在笔者调查村附近的一个中国外援项目工地与数十名中国工人并肩劳动修建公路，斐济民工与中国工人在何为工作以及何为工作规矩两个问题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化摩擦，说明在跨文化的互动中达到文化自觉境界的艰巨性，但由此开始了解对方文化的特殊际遇，这不失为彼此迈向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道路的破冰之旅。
拉丁美洲斗争的曲折和反复，提示了我们中国的发展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混乱，也警醒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工农业体系是国家的脊梁。轰轰烈烈十余年的拉美左翼浪潮或许要退潮了，但拉美人民争取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并不会终结。值得庆幸的是，在通向自由的漫长道路上，他们并非踽踽独行。
“谍战”类型、“四大名著”改编剧、“宫斗”类型、“都市青年情感”类型，它们只是中国电视剧类型模式发展历程中的四个面向，更只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到今天的复杂文化脉络中的冰山四角，最多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真正推动今天中国电视剧类型模式发展的历史动力，并不是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重重规训，也不是来自今天在资本市场疯狂投机的金融力量，而是各个时代里中国老百姓的精神现象。
德国政客和媒体都将PEGIDA视为是极端仇外运动，将PEGIDA集会称作是“另一个黑暗的德意志”，但是PEGIDA运动的参与者们却多次声称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媒体以及政治体制”。
西方国家究竟希望中国人如何生活？他们总是大讲“普世价值”，但奇怪的是“普世价值”老是在变，当我们接受了他们昨天讲的“普世价值”时，他们却宣布，昨天的不算数了，新的精神来了，你们要加强学习。至于这会不会给人一种钦定的感觉，他们是从不反思的。
去他妈的石膏，去他妈的埃德蒙•伯克（如果他本人不介意的话）。美国的白人下层社会已经陷入到一种邪恶自私的文化中不能自拔——这种文化只会生产出悲惨的命运和使用过的毒品针头。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说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正在关注“雷洋事件”的你，别忘了“魏则西事件”的后续。百度整改，究竟改了什么，还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
“闭关锁国”论承担了尼采所说的“批判”型历史的角色，其目的是为了遗忘过去“老大帝国”的光焰，以便在革命年代“打倒军阀，除列强”、缔造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而当新的条件具备时，以往被忽略的史实和视角则开始复苏，补充我们既有视野的不足，它未必是为虔敬过去的伟大而“怀古”，但一定包含了为鼓舞斗志而“纪念”。
随着俄美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协议，俄逐渐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之战已经告一段落。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重点出击卓有成效，中东成为其战略重心。叙利亚之后，俄罗斯将会采取哪些新新战略？俄罗斯的四面出击能否成功？对中国又有何影响？本文结合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科夫与区域问题学者库图佐夫在近期的访谈中对俄罗斯战略的预测以及俄当前的周边局势，进行综合分析。
看似微不足道的基础认证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一方面，它把社会事实向政府敞开，有效地增强了政府处理大型社会问题的制度能力，从而让政府的服务界面变得更友好，增强了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政府有能力在该集权的领域集权、在该分权的领域分权，联邦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控制、后勤与沟通优势，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美国人把宪法当成其立国之本，甚至将宪法奉上神坛，当成《圣经》膜拜。如果说宪法是美国的“公民宗教”，那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神坛上的祭司。他们身居美国政治的要津，不仅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判官”，更兼具法律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理应被称为“司法政治家”。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打破所谓司法与政治相互隔绝的迷思。法律工作者要讲政治，政治工作者要讲法律——这是我们研究美国司法政治得出的基本结论。
宁买最贵的，不买最便宜的，这叫玩政治？！这叫玩弱智好么？！乌克兰的东欧邻国的天然气也是进口自俄罗斯。如果俄罗斯采取反制手段，对乌克兰东欧邻国实施出口涨价或出口限制，欧美与乌克兰又该如何应对？或许到时候欧美只能寄希望于乌克兰“宁要欧美的草，不要俄国的苗”的革命精神了！
众筹、私募、基金、完片担保、保底发行……这些概念所指向的，或者说真正在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远都是且只是那些普通观众。一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受损失的也只是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自己掏钱买票进影院的普通观众都是“小镇青年”，不管他们是在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四线。
医疗卫生的需求常常表现为“缺乏支付能力而又必须满足的需求”，而任何一种满足“缺乏支付能力的医疗需求”的方式，本质上都是共济和互助行为。因此，像医疗这样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是不能以市场手段来将解决的。
虽然正义和发展党的决定权很重要，但修宪也得根据基本法。正发党现在还达不到修宪所需的2/3议会多数，现行宪法中世俗主义也是不可修改的内容。但目前，阻碍正发党推动伊斯兰化的主要势力都已经被削弱，正发党的策略，或许会是“闷声大发财”，悄无声息地推进“去世俗化”的目标。
备案登记模式不是“紧箍咒”，并非通过行政管制来限制驴友的自由出行。而是为驴友系上一条“安全带”，能够跟踪户外探险的情况，以方便实施救援。同时能够增强驴友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拴”住部分“任性”的驴友。
社交类应用服务集中体现了网络效应，用户不太容易在不同的平台切换，而更愿意使用一个平台处理多重事项。这就为这类服务的创新提出了挑战：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在微博、微信、QQ这样成熟的社交平台林立的背景下，很难在短时间内积聚人气，后来者只能通过非法侵权的方式尽可能缩小和在先平台的用户数量差距，才可能通过特殊算法胜出。
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大气候”已经渐渐形成，产业能力和市场需求，文学创作与受众基础都已成型，所需要的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电影项目来催化产业环节的进一步生长完善。
纵览全世界，目前还有兴趣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有能力同时输出大型机械设备、资金和劳动力的国家，恐怕中国是独一家。而且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比较快，在大多数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问题。
我们中国自身有许多内在机理的运作是需要去表达的，这不是简单地符号化的长城、黄河、长江。我们需要从事件本身去发现规律和问题，而不是简单用西方理论来套中国具体的事件。
可以说，现在的乌克兰已经跌进了一个漩涡，这个美女成灾的国家孤注一掷，充满幻想地投入到了居心不良、始乱之必将终弃之的欧美的怀抱，为得到欧美的肯定，进行着一系列昏庸颟顸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又进一步剥夺了其自主权，削弱了其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国家机器的操纵权易手异国。如此这般，乌克兰即便拥有面积居欧洲第二辽阔国土，也只是大国刀俎间的一片肉而已！
在谴责打人的司机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对快递员最狠的并不是这个司机，而是快递公司的管理机制，也就是这次做义愤填膺状要给员工出头的顺丰快递总裁王卫这样的人。他们才应该真正的担起责任来，改变快递员的生存现状。全社会应该一起喊，王卫们，快递小哥喊你加工资呢！
当西班牙天主教国王菲迪南从格林纳达国王巴布地尔手中接过城门的钥匙，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这片被穆斯林占领了将近800年的土地时，他应当不会想到，500年之后，这些在“光复运动”中被驱逐出去的穆斯林，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归”这片土地。
二十多年过去了，川普还是那个川普，而作为忠实“粉丝”的福山却做出了前后矛盾的评价。这背后，起变化是美国，是福山自己。但是，即便福山能黑倒川普，川普参选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代表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呢？
英国与欧盟最根本的冲突在于，英国希望通过政府间合作增强国家实力、强化国家主权，而不希望欧盟成为一个超国家组织，但欧盟越来越像后者，这使得英国与欧盟的矛盾始终难以调解。
随着巴西左翼政权的落幕，一个政治周期结束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片大陆既产生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也产生了相应的左翼政权。但现在，这些左翼政权一个接一个走向了终结。
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就有了《临时约法》和《袁记约法》两部宪法，那到底哪个才是民国正统呢？
《经济学人》的作者，作为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对一切不够“市场化”与“自由化”的制度都要搞个大新闻来批判一番，而不管其来龙去脉，也是图样图森破了。
本刊编委海裔老师作品《旧邦新造：1911-1917》即将在北大出版社推出增订版。搜狐文化日前对章永乐老师进行了专访（http://cul.sohu.com/s2016/xianzhi/）。本刊获得授权，特此刊发专访定稿，以飨读者诸君。
共和模式忽视对多数人进行文明多样性的教育，反而刺激了法兰西人对移民的实质性歧视，甚至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提供了制度和舆论环境，造成高族群冲突的社会问题。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将穆斯林族群和欧洲国家族群完全融合，将穆斯林和基督教同化，都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欧洲的宽容最终将自己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经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的穷人不会像种姓制度下的印度穷人那样“乐天知命”，而是会尽其可能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中国，教育资源的竞争必然是激烈的，教育部门想给孩子“减负”，很多时候也是不现实的。要实现“减负”，只有国家不断增大教育资源投入，并进一步实现教育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当资源不再匮乏，竞争也就减弱一些。否则，“减负”很容易导致损害平等价值的结果。
如今，在商业媒体塑造的，充斥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小时代”中，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石进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舆论场中，任何侵犯“消费者主权”和“文化自主选择”的理念和行动都会招致敌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和政党从“公共”、“教化”出发进行舆论干预会被轻易地贴上“专制”的标签。与此同时，“小时代”的文化缔造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人的都市中产阶级，则努力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的代表。
两岸之间虽是手足情深，但大陆捍卫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决不动摇。如今大陆不需动用更多的海空和火箭军火力，只要陆军火力就已足够压制和摧毁台湾的岸滩守备力量。希望台独势力不要惹火上身。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洪秀柱在整党方面恐怕很难有所作为，推出自己挑选的年轻接班人更无可能，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一些比马英九更慷慨激昂的话，但由于KMT全面在野，对于政策恐怕也难有什么影响。不过，她也许能够以她的言传身教，配合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对违反“九二共识”者的惩戒，让更多人认识到台湾的脆弱性，认识到统一是不可回避的选项。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错觉：法律人是比较保守的。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恰恰是土耳其激进造反势力的中心之一。 为何如此？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攻读宗教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张守信发回他的观察。
阮富仲虽然在十二大上赢得了对阮晋勇的斗争，但阮晋勇显然是以退为进，以自己退出换取自己政治上的盟友的晋升。而且，阮富仲现年已经74岁，因此他是否能完成整个任期，外界并无信心，这更增添了越南的变数。越南最有可能的选择仍然是政治上靠近美国，而在经济上则尽可能搭上中国正在推广的一带一路便车。
正是美国二战之后开启的去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的全球转移，促使其走向以产品设计、标准制定和技术创新为驱动力，凭借资本的全球运作获取盈利的发展模式，而忽略了发展实业和本土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的陈旧和落后是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
扶贫攻坚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真正检验，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中央先后把有东部发达地区经历的陈敏尔和有地方及部委经历的孙志刚调来贵州工作，可谓对贵州的殷殷期望，他们的经历都将有助于贵州的发展。贵州是中国革命的福地，今天能否探索出中西部地区现代化的新模式，值得寄予厚望。
大约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中文互联网领域零星出现了名为“自带干粮的五毛（通称自干五）”的称谓。在2008年围绕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所发生的大规模网络意见参与中，该称谓得以大规模扩散并被建构为一种立场标签。由于这一背景，“自干五”通常会被认为是在“中西之辩”中表现出“反西方”内容，而与作为发展路线主导者的“政府”采取同样立场的群体。
本次经略友情推送《经济导刊》2016年第1期发表的“透视当代宗教复兴问题”论坛部分发言。该讨论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是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当中，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社会当中的宗教复兴，另一条线索是，在理解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之后，面对宗教问题带给全世界的巨大挑战，我们该作何判断?
到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百年老店”国民党，就是一部党建的负面教材。在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在高层组织建设上，解决不好接班人问题和各派系的团结问题；在基层组织建设上要么抓不住群众，要么只能靠撒钱来聚点人气。
是什么把成千上万的欧洲年轻人拽向圣战和暴恐？是什么让4000人长途跋涉去叙利亚为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卖命？是什么让欧洲的公民们举刀相向、自相残杀，就像上个月巴黎所见证的那些人？
总的来说，这位约翰·海明斯先生高估了美国统治精英们的团结程度，以为他们在对华关系上真能将自己宣称的政治原则坚持到底。其实，生意上的密切关联，早就瓦解了其中许多人的斗志。而那些没有被“糖衣炮弹”腐蚀的“民主课讲师”， 经常出现教学策略不当，用来演示“民主的细节”的教案例子，也一个接一个出问题，长此以往，在中国也就越来越难吃得开了。有人说，糟的很。我倒要说，好得很！
从2000年到2009年，有过一个学术网站叫“朝圣山之思”，是中文网络世界讨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核心地带。今天，“朝圣山之思”已经不存在，但当年活跃在网站上的不少青年学生和学者，已经成长为学界的中坚力量。本刊今日重发“朝圣山之思”2007年的一个讨论，有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当年“施特劳斯热”的来龙去脉。在今天，施特劳斯已经不再有当年的热度，但他所激发的许多问题意识，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延续着。
在《君主论》第十六章中，马基雅维利曾这样论述慷慨的美德：“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这几乎就是今日德国的写照。德国的过度慷慨，带来的是使用慷慨的能力的急剧下降。2016年，或许就是德国为其2015年的慷慨付出昂贵政治代价的一年。
但要走“群众路线”，就需要依靠有坚定信念的干部，带领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组织来实施，高度官僚化的组织是走不了群众路线的。官僚化的结果，也就是“群众路线”的衰落。这些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习惯于走上层路线，“搞定当权派”，就不再管反对派和普通群众的反应了。但是，我们不走“国际群众路线”，对手却可能祭起这个法宝，最后成功地将利国利民的项目给“搅黄”了。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在《时事新报》和《新潮》上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论争。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必须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在论争中，他们虽多少接受了对方的主张，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此时正在激烈化的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反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
恩怨可以计算，但算完之后大家就心灰意冷，各奔东西，究竟是不是值得追求的结果？而要解决后一个问题，就要“超越法律”，思考有机的社区关系的重建——在一个奉行市场化、金融化、陌生化的时代，这一提议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如果放弃了对不可能之事的思考，连可能之事都会变成不可能。
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到处蔓延的今天，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和预防，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众幸福生活，成为了当下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反恐法》的公布和实施，从法理和法律上为国家的反恐行为提供国内治理和国外打击的正当性。《反恐法》中对于反恐的国家权力的规定，在重塑着国家在安全领域治理的权力义务、程序和范围，而《反恐法》的依法落实，则将会为国家治理提供安全领域方面的治理基石。在如此纷乱的时代中，愿《反恐法》的实施能够为中国中的每一个公民提供一道保护其个人基本权利的有效藩篱。
1944年复转军人法的全面经济安全保障原则及其对美国社会的这种巨大影响，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美国真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吗？公益性的福利项目真的只会一败涂地吗？以及，也许关乎我们的未来的，一张无所不包的安全网和一个机会均等的平台，到底哪个更适宜？抑或有兼得的可能？
雾霾中国绝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走出深水区就必须摒弃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已经并且仍然在破坏中国社会与中国环境，如果中国政府仍然随着这个指挥棒起舞，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政治压力，有可能是政治危机。
在这个急速变迁的世界里，《经略》是个适应者和学习者，但我们意识到了旧世界观的局限性，并且努力进行自我改造。2015年，我们的编委和作者追踪着世界秩序的演变。我们努力思考着，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以及还有可能做什么。
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美国一无是处，而是说它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对于那些希望从美国身上获得某种现实镜鉴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欲简单臧否而希冀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人们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审之，也不可不慎之。
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乃至全球战略的考量，欧美政策界和媒体人士往往从其惯用的“权力政治”和“门户开放”视角来分析评价南海问题。在“中国威胁论”持续老调重弹的渲染中，对区域史的选择性失明常常导致次序错乱、倒果为因的叙述混淆视听，真正的历史反而在“中国是否该应诉国际法庭”之类的争论面前“心虚”起来。
对于愿意进一步思考的人，这句老话值得推荐：“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无论是讨论“耶诞节”该怎么过也好，区分宗教信仰与消费主义也好，我们的最终指向都是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突破媒体与商家布下的帷幕，理解宗教面具下的资本力量，理解礼物温情背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危机。只有充分理解消费主义的逻辑，才可能真正抵御消费主义的冲击。
当代西方人这么讲政治，中国人不该讲点政治吗？一个宗教的信徒绝不应利用公立学校的权力来传教；无神论者可以将所有的宗教节日当做吃喝玩乐与约炮的节日来过，当做消费狂欢的节日来过，这是个人自由，无可厚非。但是，不应用自己的权力，来要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加入你的排对。
日前，本刊微信公众号推送了编委海裔发表于《现代哲学》的文章《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五伦”话语的突变》。该文初稿写作于2008年，当时即获得柯小刚老师的回应；但由于文章后来搁置下来久未发表，柯小刚老师的回应也一直未公开。今天，本刊征得柯老师同意，公开此回应。值得说明的是，柯老师的回应中对原文的引用指向的是当时未发表的文章初稿，一些文句未必能与终稿（考虑到发表篇幅，对初稿作了大量删节）对应上，但终稿与初稿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篇印度著名知识分子潘卡杰·米什拉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米什拉展现出了一名婆罗门出身的印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辨和机锋，并着重探讨了一个印度式的“通三统”问题：印度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断裂及重整。作者认为，印度人在思考现代性问题时，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尼赫鲁式自由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乃至后现代消费文化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略编译组现将其译为中文，以飨读者，希望以“印度问题”为参照，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中国问题”。
本文以与“朋友”相关的称呼/称谓的变化与转义为切入点，考察“朋友”一伦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五伦”整体结构的巨变。针对这一巨变，近代作者的著作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胡兰成认为朋友既是五伦的根基，又是在乱世重建伦常和礼乐的必经之途；谭嗣同提议以朋友之伦为范例改造其余四伦，实则完成对五伦的超越。胡兰成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建国道路；而谭嗣同的视角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这一历史回顾展现了儒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伦理话语体系之间的关键连接点。
作为著述颇丰的国际政治专家，米尔斯海默向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在其中东政策方面尤为如此。他认为传统的战争手段无法消灭“伊斯兰国”，因为这种形式本来就不能挫败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
公投法规定的程序和形式本身并不能保障公投的民主性，公民的政治参与也不意味着能推动其政治主张，政府藉由对公投议题和投票方式的控制，可以诱导单纯的选民通过公投帮助其实现政治目标，胜利者未必是主流民意，而是在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优势方。
默克尔的黄昏将至，那么“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真能搞得定吗？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德国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很遗憾的是，大部分德国人的思考总是给人以进行麻痹而没有切中本质的印象，要么停留在伪善的人权话语上，要么就充满了仇视难民的种族情绪。
拉丁美洲饱受帝国主义蹂躏，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试图使拉丁美洲摆脱依附地位，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对拉美人民独立自主的诉求能感同身受。但是“独立自主”很难一蹴而就，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小国的奋斗，又要比中国这样的大国艰难得多。拉丁美洲斗争的曲折和反复，提示我们中国的发展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也催促我们加快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为诸多还在黑暗中摸索的第三世界人民，提供有益的参照。
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在“爱国”还是“自由”之间如何抉择这一问题上缺乏共识造成的。即便通过牺牲和克减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建立起了庞大的反恐情报网络，美国政府仍然不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高度不可预期性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松懈乃至逐渐失控的枪支管控环境，以及官僚体制内在的惰性，这些因素都在威胁着美国的国土安全。
总而言之，支撑货币国际化的，一定是国力，是硬实力。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我国同样面对对外贸易中本币使用不足的问题。据SWFIT统计，2014年，人民币的支付额仅排第五，而在去年上半年，还排在第七位，在加元与澳元后面。背后的原因也和当年的日本类似：对各个产业掌握不足，无法决定对外贸易使用的货币。由此来看，人民币加入SDR的确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了。它既象征着以往的成绩，也是新的起点，昭示着以后的国际化长路漫漫，陷阱和荆棘甚多，还需要修炼内功，不断上下而求索。
让我以一个例子来象征性地阐明霸权在今天的意义，并以此结束今天的演讲。我要谈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这个奖包括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无数其他的公众宣传，它完全属于超国家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消费。在国家层面，这个奖项是在这位现任领导人声誉开始衰落时，对其形象进行打磨抛光。在国际层面，它提醒世界，美国仍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来操作的。一位领导侵占伊拉克的军队，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级，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总统，因为其为人类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荣誉——真是具有21世纪特色
今天意义上地理与文化空间的中国，由历史积淀而成，不是单一的“华夏史”，还应当有一部“内亚史”。但这部内亚史的构建，却需要更多史料与人类学的支撑。遗憾的是，就中国史籍而言，支撑起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内亚史，恐怕十分艰难。
在这个缺乏效率的世界，两个超过万亿美元级别的大型经济体，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签署并且批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确是十分惊人的。2012年谈判正式开始，到如今只用了三年。而且中韩自贸协定的标准也很高，在承认和尊重双方重点保护产业的前提下，两国超过90%的商品，在20年的过渡期后，将取消关税。李克强总理在韩国《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一个12万亿美元规模的共同市场将会形成。当然，这个数是目前两国经济总量的和，20年的时间，足以成长为一个20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这对两国经济都有显著的提振作用。
当然中国推行“正确的义利观”不是谋求颠覆而是完善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这个过程既无法一蹴而就，只凭中国自身也无法达成。能否以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为契机，依托“一带一路”的蓝图，通过对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上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进而辐射到英、日两个离岸国家以及非洲、大洋洲和南美，将决定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未来！
《制宪权与根本法》是中国宪法学界近年来少有的一本研究专著：直面中国现实，而非回避或采取迂回的影射方式； 同时，“直面”的方式并不是走便捷的“策论”或“比附”道路，而是提炼可以描绘和分析中国现实的核心概念，建构能够扎根并生长的学术传统。
“文化研究”以最新的“西方理论”的面目进入了中国学院派的视野，它使得90年代的新锐学术话语在形式上摆脱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为意识形态背书的陈腐套路，为学术专业化和独立于政经势力提供了话语层面的支持。但是，我们又无法忽视其明显的政治意图、中国引进者对这种政治意图的继承、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然而，我们今天针对政治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忽略了这一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多样性。进而我们对“政治伊斯兰”本质主义的回应，实际上变成一种基于当代世界秩序中，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冲突现状做出的倒叙式追因。同时，今天的“伊斯兰主义”，也具有同样非历史化的色彩，成为了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建国神话的组成部分。这种本质主义教法观念不但破坏了阿拉伯地区的教法多样新，甚至还彻底割裂了伊斯兰与其它思想资源的联系，并进一步构成了伊斯兰对抗（西方）现代化的虚假想象。这也同样是非历史的霸权。
我国跨境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借别人的道路行驶，在别人的监管之下，看别人的脸色行驶，加大了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运行的风险。我国必须研发了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成运营后，人民币跨境清算不再完全依赖SWIFT传递报文，安全性和独立性将大大提高。
奥巴马总统奋战了五年来敲定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是在美国国内和其他成员国，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仍面临诸多政治障碍，离真正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有人担心，跨太平洋伙伴协也许会遭到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样的命运，要等到下一任总统才能全面贯彻。
大众汽车丑闻关系到德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路线选择：大众为了对抗美国特斯拉和中国比亚迪的电动车，以及日本的氢燃料动力车，改进了柴油引擎，号称“清洁柴油发动机”，能够达到欧3排放标准和严格的美国标准。大众丑闻爆发后，瑞士银行（UBS）等金融机构预测这一丑闻会加快柴油引擎被市场淘汰的速度；即使不会很快淘汰，等到电动车和氢燃料动力技术成熟了，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了，大众又有什么产品可以与之竞争呢？
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都要大大超过备受关注的德法等西欧国家。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主体民族人口与穆斯林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此消彼长”现象。于是激起俄罗斯人强烈的“保种保教”的危机感。
可见，这一系列措施或许能够应对当下的表层危机，却难以根治俄罗斯经济的深层危机。如何在此次经济重挫之后理清盘根错节的内部问题，正视历史带来的教训和经验，完成一场经济的深层变革，才是普京政府需要开出的经济药方。
中国高铁成功打进美国市场，如果美国都接受了“中国标准”，这个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刮起旋风。在世界贸易合作的今天，“中国制造”凭借高铁打了一记漂亮的翻身仗，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也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外合作的新模式。
战略上的规划如果没有实力支撑就永远是纸上谈兵。美国自身经济复苏目前仍然疲软，这种情况下想通过拼凑经济联盟来推动在政治上抵消中国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力，最后只能是给美国自身造成更大的负担。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教授的成功，至少离不开三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中国元素——由社会真实需要所牵引的创新导向、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知识公有的成果传播制度。
李嘉诚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资，这是事实，可是并不能说是我国经济出问题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转型期，基本面是稳定的。所以这种看法，只能说图样图森破了。
中东地区是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近代以降就成为了欧洲诸强的必争之地。在文化上，凭借其与圣经世界的紧密联系，中东的古文明在欧洲和后来的美国曾经掀起了一股考古热。后来，中东的现代居民逐渐挣脱西方对古史的解读权，并超越宗教传统，渐渐开始去尝试将远古文明和自身身份认同联系起来。世俗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曾经试图重建巴比伦城的一代枭雄萨达姆·侯赛因。
我们有理由对此次足球人才培养体制化改革寄予美好的希望。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校园足球的繁盛几乎是所有足球强国共同的特点。或许这一次，中国足球真的要“天亮了”。
原有的三股政治传统的平衡已然被打破：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事实上宣告了日本和平宪法的死亡，也标志着日本原有的社会秩序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契约已被彻底撕毁。
中国的女性解放，并非是单纯的妇女运动，而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展开的。妇女被侮辱和被压迫，是中华民族被侮辱被压迫的表现。也只有改变中华民族被侮辱被压迫的地位，妇女才能真正获得新生。
这几个国家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第一，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和监管责任，是公立医院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第二，密切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之间的协作，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公立医院产生正确激励。第三，提高公立医院绩效，既要靠竞争，更要在竞争失灵的环节加强治理，以质量和绩效为目标，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加强问责。第四，构建上下联通、整合协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利于促进资源共享，减少浪费，控制费用。第五，建设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促进信息互联互通，是提高公立医院治理能力的有力手段。
时间一晃，中印战争已经过去了50多年，中国日渐强大，达赖集团的藏*独美梦日渐渺茫。可是，印度支持藏*独的热情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高涨。尤其是印度人民党去年上台执政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今天的俄罗斯海军正在衰落之中。上一代红海军时期的巨兽慢慢地凋零——实际上是因为保养太差而过早地败落，新一代的军舰屈指可数，而且迟迟无法接班上岗。俄罗斯海军就在青黄不接中慢慢衰退成一支地区性的海军，而且是用不合时宜的大型远洋军舰支撑着的不合格的地区性海军。破落的贵族比世代的贫民更加凄惨，衰败的超级大国比传统的地区小国更加窝囊。俄罗斯海军的衰败，当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德国对此表示欢迎。究其原因，一是德国亚洲政策比较模糊、对日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二是德国面临难民潮冲击，亟需日本力量介入中东事务以分担其压力；三是德国支持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有利于德日相互扶持争取联合国入常。
现在的一系列数字表明，电视综艺节目的市场环境在急剧恶化，收视率、广告收入都在大幅下降，成本却急剧上升，又有很多政策性的限制，把更多的观众拒绝到新的娱乐生态之外。这并不是说电视明天就完了，但确实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到来。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纯网综艺”会是综艺节目的下一种新形态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是实现标准自主化，这样才能利润自主化，其表现形式就是“产业升级”，其实际含义就是开发自己的成套标准。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想要维持其利润，而他们对利润产生过程的核心控制方式就是知识产权。“中国的产业升级VS.跨国公司的利润控制”的斗争必将是长期而激烈的，最终必须要通过开发出新的、更优质高效的标准体系才能胜出。
晚清的科学小说作者们并不以科普工作者自居，念兹在兹的仍是经世治国之道。然而，在见识了西洋科技的强悍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仅凭道德与政制便能重振雄风，科技进步成为新中国与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998年的时候，也是韩国人自己说的，他们的制造业一塌糊涂，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靠做电视、做洗衣机再跟中国竞争已经没那么多机会了，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金大中上任之后，把文化产业视为同高新技术产业等量齐观的“立国之本。因此，韩流产业背后，有一个韩国式的举国体制作为后盾。
“汤山之囚”之后，胡汉民为了推翻蒋介石政权，其计划的一部分是要求日本外相犬养毅出兵中国东北，迫使张学良回师东北，以解除冯阎联军的压力。日军果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东北全境。但后来，冯阎联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又风云突变，少壮派军官掌权，并刺杀了犬养毅，于是日军赖着不走，造成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胡汉民偷鸡不成蚀把米，也给人留下了把柄。
由于议会选举受挫，土耳其正发党将不再能够单方面控制国家的外交进程。然而，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内容可能仍将继续存在。因为埃尔多安早年成功背后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在土耳其选民中仍享有广泛支持。特别是其政府对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邻国的同情，与土耳其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反帝模式若合符节，经常成为与美国之间冲突的来源。除了更大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外，土耳其对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看法不太可能发生大的改变。
这个方案一方面确认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另一方面，这个方案又明显是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之间进行调和的产物，从语言表述到改革方向上都显得十分矛盾。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的真正的法律缺陷不在于允许夏洛克的复仇惩罚，也不在于支持鲍西亚的“割肉不流血”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保障的是少数商业家族的寡头统治，既缺乏对特定法权人格侵犯其他的法权人格的合理规制，也不能以“政治共同体”的友爱之情团结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的伦理生活，导致威尼斯社会的法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产生难以调和的冲突。总之，自由平等的普遍法权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兴起了，但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其实西方明白人很多，之所以天天夸印度贬中国，说白了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的“制度自信”壮胆。无奈印度总是不争气，让他们一再失望。印度真要“超中”，就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但这显然是他们的“民主”制度无法胜任的。
本文是作者于2005年在中山大学所讲授的《乌托邦》解读课程的讲稿，基于欧美学界对于《乌托邦》的解释传统，探讨其中的对话者Hythlodaeus究竟是谁。作者指出，莫尔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认为共产不可行，而且公共领域的建设并不一定非要以废除私有财产为基础，而《乌托邦》中讲述海外乌托邦的希斯洛德（Hythlodaeus）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莫尔朋友伊拉斯谟的戏仿。
从第三世界的政治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冷战”其实远未结束。那种从民族独立出发，到社会解放的国际主义平等目标，直到今天还远未实现。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碎片化的中东与北非。而这场动荡带来的难民们，又将战争的残酷赤裸裸地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伴随着反恐战争、伊斯兰国兴起、在21世纪的今天，19世纪的幽灵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而重新回到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平等政治斗争的现场，也许是超越这种碎片化危机，超越“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必经之路。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
事实上，无论是左翼报纸《卫报》，还是工党的议会质询，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卡梅伦的保守党，这次在难民问题上打了一个“漂亮仗”。至于来自于英国网民们的骂声嘛，反正大选又不是今年。只要政党政治精英们觉得卡梅伦援助的好，那就是好。不过，作为外人的我们应该明白，“人道主义”是面子，武装干涉是里子。在如此精致的政治修辞面前，我们仿佛又重新看到了98年前英国外长阿瑟·詹姆士·贝尔福那封给英国犹太人领袖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信。信中贝尔福许诺，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
在很大程度上，惟有将“现代性”、“全球化”、“法治”彻底地问题化，才有可能提出问题，否则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它的霸权之下；亦惟有如此，另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另一种可选择的全球化、另一种可选择的法治甚至另一个世界才是真正可能的。
为了防止这场结构性的危机继续扩大，欧洲也到了不得不需要世界援助的地步。与坐视不管的美国不同，那原本被遗忘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却开始积极表态。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三世界不应当是世界秩序的边缘，更不应当被看做是一个需要被管制起来，乃至可以在其土地上肆意妄为的区域。对第三世界的帮助，是希望创造一种发展机会的平等，也是一个人类共同发展与进步理想的世界主义政治实践。
本节文字选自张晓波：《惰性军政集团的开始》，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本文中，张晓波尝试提出“惰性军政集团”这一概念来解释北洋集团的结构与行为。张晓波认为，北洋军名为国家军队，却具有了半私属军队的性质；政治上求“统一”，而不是求“分裂”；缺乏政治诉求与政治使命感，又需要共和制外壳。北洋军政集团从当政至其覆灭，从始至终，都在被现代政治推动着，而它又时刻想反叛现代政治，却至死没有能力脱去这层外衣。
但农家乐本身的地域限制和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特点，决定了两者之间无法很好地对接。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看本次会议发布的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名单，大多数示范基地位于区位条件较好、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地区的周围。我们不能不问：这批“示范基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示范意义？进而言之，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模式发展，着力推动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的政策，与其说是为真正贫困地区的乡村“雪中送炭”，不如说是为已经具有较好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一定基础的乡村“锦上添花”。
平心而论，解决输欧难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输欧”，而在于恢复其传统家园的祥和与安宁，让难民重返故土，让故土不再产生新的难民，安定繁荣方为正道。穷则生乱，乱则极端，盲目强推民主化，社会平衡一破，烽火硝烟一起，难民潮涌山崩，移民之后与当地居民又生龃龉，滋生动荡，而唯有使惯“离岸平衡”伎俩的些许大国坐收渔利，又岂有他哉！比之华而不实反生动乱的“民主化”，中国力倡的“一路一带”纵贯亚欧，产能输出、基础建设，无不带动沿线发展。
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国作为抗战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国家，二战胜利，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今天无论是从安倍二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从伊斯兰国（ISIS）的政治宣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19世纪的幽灵。这个幽灵将20世纪革命进程中建立起的世界主义理想打碎，并将19世纪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请出坟墓，并让它戴上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面纱。它用反帝、反殖民的语言伪装自己那种虚假的身份政治，带给世界一种毫无止境的碎片化前景。我们必须将这种虚假的“解放”与20世纪革命历史中的“解放”区别开来。实际上，我们在革命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政治理想仍旧高悬在那里。那便是挂在我们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两边的那
我们尤其感谢成均中国研究所出色、高效的翻译组织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与韩国读者见面。希望这本小书能对韩国人民理解中国道路产生积极作用。我们也诚挚地期待韩国读者的批评指正和交流探讨。毕竟，我们思考的对象，既是中国，又不仅仅是中国。
维新也好，改革也好，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保大清。你跟严复说这个庙不够好，要整修一下，他热烈赞成，别人主张拆个窗子，他甚至主张把门都拆了，当然显得很激进。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把大清整个庙给拆掉，这时候严复就要怒了。
因此，中国荣典制度的危机，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政出多门”，而在于伦理世界的败坏。“发展主义”的导向，是让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服从经济领域的逻辑，而经济领域又服从资本的逻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
远征军是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出现的，组成方式是，国民政府出人，由美国出武器和指挥。从编制上来说，国军当时的全称一般是国民革命军第XX军，但是远征军并不隶属于这个编制体系，而是直接编制为中国陆军第XX师。 这自然是为了与当时英美的编制体系对接，因为国民革命军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党军”，在当时还没有进入宪政的时期，从法律上讲，国军都不是国防军，而是革命军队，要服从于国民党的革命任务。
其实，最让印度民族主义者坐卧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是中国。印度著名战略学者、前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外交和防务事务召集人钱拉尼说，除非中国垮台了或陷入危机，否则中印边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一语道破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因此，从正向来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最后受到极大伤害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国。
首先要问的，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职业化，或者什么叫“职业化”。企事业单位的专职消防队，固然算是职业化；甚至学习美国，外包给私人企业，也算；为何消防官兵就不是“职业化”的？难道人家消防官兵是“业余消防”或者“兼职消防”？改革除了增加合同工等“编外人员”，其实也可以考虑增加消防官兵的编制、服役年限、提高待遇、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增加消防站数量、分散其分布等等。毕竟消防官兵是消防事业的主力，增强主力的战斗力也算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吧。
本文在现实语境中讨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可能的预防机制、效果以及面临的挑战。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目前既有基于人情、关系和金钱的腐败性干预，也有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性干预。“党管政法”的组织构架和法院的“合一制”组织模式，为干预提供了制度性渠道，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形势是导致治理性干预的关键因素。相关制度措施在实践中可能遭遇复杂挑战。因监督困难、社会生态未变、职业伦理不高等原因，司法人员可能仍难拒斥腐败性干预，而禁止治理性干预将遭遇党政与司法的关系、社会治理、法官素养等多重压力。司法制度改革已有
本文在现实语境中讨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可能的预防机制、效果以及面临的挑战。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目前既有基于人情、关系和金钱的腐败性干预，也有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性干预。“党管政法”的组织构架和法院的“合一制”组织模式，为干预提供了制度性渠道，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形势是导致治理性干预的关键因素。相关制度措施在实践中可能遭遇复杂挑战。因监督困难、社会生态未变、职业伦理不高等原因，司法人员可能仍难拒斥腐败性干预，而禁止治理性干预将遭遇党政与司法的关系、社会治理、法官素养等多重压力。司法制度改革已有
简言之，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足够多的人力资源+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就使得人口众多的大国，比人口稀少的小国，拥有更优越的建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的条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的核心竞争力啊！
归根到底，坦白说，要真是政治社会经济蒸蒸日上，和平繁荣，战后政治改革成果顺利保留，不改宪不解禁集体自卫权，右倾保守势力有有效制约，真心也就不需要“道歉”这个形式了。
经济危机之后暮气沉沉的欧洲，经济发展空间有限，捷克要想谋发展，势必要拥抱来自东方的客人。而捷克这个曾经继承了奥匈帝国大部分工业遗产的老牌工业强国，也将成为中国经略欧洲的重要落子之地。
话又说回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长，城市道路已经成为稀缺性资源，不管是预约出租车还是巡游出租车占用的城市道路资源比公交车要大得多，运营成本也高得多。毕竟出租车是为了满足市民个性化出行的需求，作为城市客运交通一部分，出租车向来作为公交客运（公交车、地铁）的补充，为了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还需优先发展公交客运。从市政交通整体规划，减少道路拥堵和环境污染，便利市民出行，保障市民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考虑，公交客运的有序发展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另一个突破口。
作为反侵略战争衍生历史问题的战时劳工受害者赔偿诉讼，本就涉及到国家、舆论和当事方的多重博弈，在原则立场的重大问题上，保持“铮铮铁骨，毫不退让”方为本色，毕竟，一个民族“没有比尊严和自主、独立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看过韩国乐天集团“王子之争”，许多人惊呼，韩剧演绎的豪门恩怨原来是真的！而各种狗血剧情背后，正是二战之后韩国财阀非常暧昧的成长史。我们在此回顾这段历史，并非出于猎奇，也不是单纯为了推进所谓“区域研究”，而是希望能“以国为鉴”，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时代催生了NDB，赋予了金砖国家历史使命，我们相信金砖银行将凭借高效、专业、透明、绿色的信念，成长为一个更为强大的国际性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推动全球经济摆脱停滞的阴霾——尽管“金砖国家”中有成员出现“成色不足”的问题，似乎有损于“金砖”的本义，但一个真正堆满金砖的银行，将重新为之上色。
当代中国保守主义非常流行，托克维尔也被征用作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但各种保守主义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保守一个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其实际的后果就是消解了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的正当性，其实践结果恰恰是激进的。
在第一次淞沪会战过程中，第十九路军的出现，本来是国民党宁派给粤派提供安全的政治筹码。也就是说，相对独立的第十九路军在当年的主要使命，在于充当两派力量能否表面联合的政治缓冲地带。而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日本的出现，只能是暂时搁置宁派与粤派的内部斗争。
《意见》集结了三层意味：一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得到行政上的肯认；二是长久以来父爱主义（paternalism）浓重的刚性金融监管向协同监管的转化；三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得到明确强调。然而，在这样一个以互联网为基体建构的新兴金融市场语境下，强调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强化风险管理，亦应当从监管层和行业两方面着力。而要监管层与行业想要“伺候”好消费者，实现《意见》的期许，需要克服的问题并不少。
与西欧相比，中国自宋以后可以说已无贵族制，科举制所保证的社会流动率，成就了司马光式的布衣宰相，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如今天所谓的“美国梦”一般。但1905年科举在内外交困之下废止，学费昂贵且设于城市的“新学”实已将中下阶级变相排除出了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沿海新资本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各省的军阀封建化，都似乎把中国这一上千年的平民化趋势给重新扭转过来。而民国学术的担当者，也正是来自这一重新“贵族化”的小团体（如江浙财阀之于徐志摩，如前清贵胄之于陈寅恪）。大体来说，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来源与帝国时代相比，要更
回顾历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曾经在旧殖民帝国时代受压迫的国家，在如今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新帝国中仍然遭受压迫。职是之故，我们今天重提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正是要唤醒中印，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和价值立场，要正确引导民族主义的力量，既要对英帝国的政治遗产做出彻底的清算，更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战线来抵御新帝国，对美帝国的政治现实做鞭辟入里之批判与宣传。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携手为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奋斗。因为我们相信，英国欠印度的，乃至于其他压迫者欠受压迫者的，只有新的国际秩序才能作出补偿。
学界在描述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历程时，习惯以收权与放权、激活与僵化的循环怪圈来概括。本文通过回溯历史来还原这一循环怪圈的提出及其适用的历史语境。进而，本文选取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组案例，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部门垂直化管理及2001年以来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下放，通过比较分析后尝试指出，这一怪圈不应再被用于描述当下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特征，用选择性分（集）权模式来概括则更为恰当。选择性分（集）权模式的过程是央地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边界渐进清晰的过程。这一模
如何看待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引证大量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还应该看到它们与更早先的革命时代的延续性。而串联起这些延续性的“纽带”是很多政治运作机制。这其中的四个机制尤为重要，它们分别是保障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和持续执政的群众路线和党管干部机制，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崛起的选择性分（集）权和等级制度下的试验。传统政治运作机制的持续，在产生了不确定性的同时，却使得中国现有体制也具备了灵活性的优势。学者们应该努力挖掘那些隐藏在政治现象背
如果奥巴马无法理解他去肯尼亚讲同性恋权利是一件多么蛋疼的事情，笔者相信，美国在非洲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这事情跟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讲自由民主是半斤八两，都不是那么靠谱，最后也不会有好结果。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日本国内曾经有强大的支持和响应新中国的力量，而现在走向式微了呢？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改变当然非常重要，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对这些力量丧失了原有的浓厚兴趣。在“世界人民大团结”成为空洞口号之后，我们收获的是两种相互对抗的民族主义。
曹魏代汉的“禅让”表面上看是兼顾了程序和实质正义的和平交接，但却启动了政治持续衰退的进程。究其原因，在于曹魏政治集团虽然把握住了汉制“霸王道杂之”的精髓，并试图予以重建，但却举措失当，反而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和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终至制度无法重建，政治沦为纯粹的权力斗争。
首先是一个“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体，而不只是某种“态度”，哪怕这态度以多么令人感动和激烈的方式表述出来。所以，让我们一起爱护它、守护它，还有维护它。我想，这是“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年会的意义之所在。
自2015年1月1日起，各级人大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都要公开进行宪法宣誓。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一种工具性、功能性的“新制度”呢，还是一种超越工具性、功能性的“新礼乐”？
要求私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说到底是要实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的引领作用，对抗市场化、金钱、贫富分化等撕裂共同体的因素，以黏合、维系我们这个政治共同体。
中国应以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硬实力”和中巴智库、媒体、教育交流合作的“软实力”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逐步积累经验，为“一带一路”的总体推进投石问路。
中国应以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硬实力”和中巴智库、媒体、教育交流合作的“软实力”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逐步积累经验，为“一带一路”的总体推进投石问路。
所以进一步受损的，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了。在这次希腊危机中，欧洲统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无法良好兼容不同层次的经济体；面对危机，各国只顾自己；资本逻辑违反民主原则等欧盟的结构性弊端也一同浮现出来。连同希腊一道，成了如今新自由主义泛滥大背景下的悲剧章节。
要想在政治权力碎片化的中东地区保有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实现发展，这有赖于塞西政府在各种力量之间合乎分寸的撩拨、在大国对抗的张力变化中寻求发展以及在促进本国发展和保有政权之间恰当地拿捏。
新《国家安全法》的出台及实施，不仅仅是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的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同时更是在深化改革时段中对国家治理方式优化、实现国家政权稳定和全面深化法律制度改革推进依宪执政这些重要目标的探索。
因此，“双峰会”之于中国，一方面有利于稳固后方，一方面是促进了“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之实施，对于应对沿海愈发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作用，都不容小觑。
由此看来，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其背后的当代LGBTQ运动，在实践中同时试图满足处于冲突当中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基于个人主义式自我的个体自由，另一个则是基于集体主义式自我的社会认同。
“乌托邦”一词来源于西方，然而“乌托邦”的政治形态和理想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形态中，它代表着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那么中国的“乌托邦”是怎样的呢？本文介绍了儒、道两家对理想社会的不同理解，并以此试图窥探中国古代乌托邦的特征。
总之，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病是，一方面，它导致各州选举人票“含金量”不等，屡次出现“少数票总统”，有违“民主”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使得竞选的目的仅在于获得更多的选举人票，而不再关心如何由民众选出德才兼备的选举人以及更为卓越的总统，有违制宪者原意。
我国目前法律系统的运作部分地面临着来自公众的信任危机，这种系统危机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受到职业教育的法律职业者与社会公众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分歧。按照海德格尔－加达默尔诠释学的观点，前见决定了理解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向度。由于价值前见的分歧，对于同样的法律文本，我国的法律职业人基于自己的前见容易得出不能为公众所认同的理解与裁判，因而减少了获得公众认可与信任的可能性。解决该危机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加强对于法律学生的德育教育，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培养法律人对公众伦理的尊重与认同，使他们在沟通商谈基础上形成与社会
总之，真正的独立自主对于近现代希腊来说，是一个奢侈品。而要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对希腊来说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前提条件。因为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的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希腊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既有政治上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经济上大资本把小国作为狩猎场的缘由，也有希腊人自己的原因。毕竟，独立自主的过程是痛苦的。比如放到现在，需要希腊人剁掉伸向欧洲乞讨援助的手，独自忍受经济下滑的痛苦。
面对当下的乡村建设和乡村艺术实践，讨论者众多。在本文作者看来，乡村建设逻辑本身需要参考的，“是一种整全的生命经验。”也就是说，领导者要对自然循环的生存性有所体察，还要有对乡土和血缘紧密联系的德性修养。一句话，就是要“观天气”、“接地气”。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革命实践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智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有益的思路。同样，对于艺术家来说，作者呼吁，“艺术家应当向我们这一百年来最伟大的那一代‘乡村艺术家’们学习，他们的艺术作品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日益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乡土处境、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若有新人，其于当代的命题是，找到自己时间的入口，传习自身形态多元的当代性传统，尽性达命，从人籁上升为天籁，兴起并起兴，中断所有对烂贱的习惯与绵延，立于坚实而赤裸的当下去迎接至善，挣脱西方时间性的闭锁，开出运而不积的天道来………
此时应当配音乐《最炫民族风》：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 ...... 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用希腊语念白：Μείνετε!
“正义”是人类的智识生活开始之后，存在的一个恒久的主题，也是贯穿伊斯兰教始终的核心观念。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充满了关于正义的教诲，但是并没有像百科全书一样，对正义给出一个确切不变的概念，没有集中地指出正义究竟由哪些要素组成，也没有用具体的律条规定本身不完美、易于犯错的普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寻求正义。但是，《古兰经》为规范人与真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正义准则。各个时代的穆斯林学者以此为基础，从神学、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阐发出不同的正义观，使得伊斯兰教的正义观呈现出丰富多彩、但是又具有一定共同之
香港已经不太可能回到历史上曾有的非政治化商业城市的形态，然而借助民生焦虑而做大的泛政治化，却又在不断地拖累经济和民生。香港的确可以被称为中国的一块政治试验田，但到现在为止，收获的或许更多是教训，而非成功的经验。
这种扩大国有企业改革基础的最大公约数的制度构建，可预期会为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提供新的基础。
延安时期十三年，中共积累了大量成功的执政经验，留攒下一批宝贵的政治遗产。“三三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它是延安民主的象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启发意义。
马歇尔当初确立“司法审查”权时，假设政治与法律可以截然分开，最高法院在行使这项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可以无涉政治。但其后整个最高法院的判案史都在提醒人们它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政治属性，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学界向来将其视为一个政治而非法律机构的原因。
艰难困苦玉成了真正的马基雅维里，维罗利所说的“尼科洛的微笑”也正是在苦厄之中依旧绽放的笑容。打击愈甚，笑意愈浓。理解马基雅维里的笑，必须把它与他在政治上的受挫与失意紧密相连；这也是理解马基雅维里一生的希望与绝望、喜剧与悲剧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的突出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恶化的顽疾，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逻辑侵蚀医疗的恶果。很难想象，用市场的逻辑能治愈它。
总而言之，美国中下层沉沦的现实让希拉里不得不扛起了民粹的大旗，但国家层面的政治僵化却又使得希拉里任何试图依靠国家之力来改变中下层生活的政策蓝图都举步维艰。在必须胜选的压力之下，具体如何取舍，希拉里必然会表现得游移不定。
G7峰会上的扯淡既影响不了中国推进这些计划的决心，也不影响G7中的一些国家扯完淡之后继续与中国勾兑。比加入“主流社会”更有意思的事情是重新界定何谓“主流”。在这个方向上，中国坚持下去，还可以做得更多。
现在小辣椒洪秀柱能多大层面上为国民党挽回局面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并不乐观。但对关心统一的大陆来说，到底是空心菜还是小辣椒当选，结果不会有很大差别。关键还是岛上的选民有没有“人穷思变”之心。怎么才能“思变”呢？那就要从认识到自己的“穷”开始；如果明年还认识不到，那就再等等，等更“穷”了再说。
留守儿童问题，当然反映出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但说到底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在我们这个有着深厚平等主义传统和二十世纪平民主义革命政治遗产的国家，这是我们必须直面并解决的挑战。
本来应以看病救人这一最朴素的人间原则为宗旨的神圣的医疗工作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变成了与其他现代工业产业无差的、以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医疗产业，医院成了经营者，医生成了业务员，病人成了客户，望闻问切简化为机械式问诊。
在应对突发疫情方面，朴槿惠政府与10年前的卢武铉政府为何有这般的天壤之别呢？也许这就是为资本权贵代言和为生民立命之间的差别。
以近期而论，不论是世行提供给印尼的贷款，还是日本1100亿美元的承诺，都可以视为亚投行“激活”效应给亚洲地区带来的利好。在亚投行的激发和带动下，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阐述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必将一步步成为现实。
目前，由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压力，俄罗斯还能接受中国在其认为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但如果这种压力减弱，俄罗斯的心思会发生何种变化，很难预测。
太平洋足够大，应该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与互利合作。中国积极追求这一前景。发布白皮书既是为了中国军民自身的整合， 也是为了“帮助”美国完成思维的转换。
“大宪章”的两种命运，始终提醒我们更完整地理解宪制的复杂构造，理解宪法在“限权”机制的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建构，理解宪法作为国家构成机制的原初意涵。
中拉合作是新时期破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中心”与“边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新举措，是南南合作的新典范，有利于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汉匈战略互动堪称古典中国最具影响性的事件。频繁复杂的互动最后覆亡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匈奴帝国，而成就了后世绵延千年的汉文明。本文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汉匈互动的观念来源，具体来说，匈奴的战略习俗既来自于匈奴人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经久抗争，也来源于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经常性对抗；汉帝国的战略观念则由于文明的传承和智识的积累而更为复杂，呈现出三种几乎截然不同特征观念交互作用的结果。汉匈对抗无论于汉于匈，都是全新的实践，因而需要一种基于现实要求本身的灵活可行的战略智慧。因此，就思想史而言，汉匈帝国均成于与时俱进，败于因循
在西方伊斯兰研究中被称为阿萨辛派的，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一个分支——尼扎里派。该派的产生和活动与最早几次十字军东征在时间及地点上都有重合，因此在十字军的文献中留下了种种记载，其组织被称为“阿萨辛”，其首领被称为“山中老人”。尼扎里派为达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暗杀行动，使阿萨辛演变为英语词汇中“暗杀”一词的来源。本文试对阿萨辛派有关的历史和传说进行梳理，以此呈现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相遇的一段早期历史。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中，要说极力推崇以德为师的，非康有为莫属。康有为对德国工商业的发展模式大为赞赏，并且认为德国“屌丝逆袭”的崛起之路更适合中华帝国学习。此番，作者海裔亲身来到德国访学，并以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当年康有为看到的德国，而他却看到了康有为没有看到的东西。
乡村治理研究专家陈柏峰教授通过《永远的忠诚》和《第一书记》两部影视剧，为我们剖析了沈浩的成功之道和未竟之业。在他看来，沈浩的成功除了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意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作为省财政厅干部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小岗村里的权威人士余三爷的支持，而这些因素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要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治久安，不能仅仅通过复制和依靠这些偶然的因素，而是要“把处于涣散或半涣散状态的基层党组织重新巩固，让党的基层组织重新发挥领导作用。”
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累死了，他干得很辛苦，但他所在的大环境并不真正鼓励农民集体组织起来，实现自我治理。“第一书记”们要激发群众的主体性，当然需要自己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也需要他们所在的大环境发生某些转变。
今天中国的民族-国家是在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底色上建立起来的，它容纳了其他民族-国家所不能容纳的民族和宗教上的异质性。对于中国穆斯林来说，在处理宗教与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问题时的障碍已经被消解。
中国之为中国，是因为它置身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而“五四”及中国革命作为中华文明的自新之道，为中华文明指引了新的方向。否定“五四”，只会使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出现断裂，使“中国”陷于狭隘固陋的境地。而接纳“五四”及其所规定的新方向，中华文明才有机会使自身的生活理想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追求，因为它所立基的“人民”主体真正是世界性的。
而对拉美国家来说，美国缓和与古巴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其拉美政策的转向，仍然值得继续观察。毕竟，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和控制令他们心有余悸。而就在缓和对古关系同时，美国又在举起制裁委内瑞拉的大棒。
2015年5月27号，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迎来了110周年校庆，当天笔者的微信朋友圈被各种校庆活动照片、视频和感忆母校的心情文字刷屏，从早上隆重的升旗仪式到晚上盛大的校
西方所特有的历史意识不仅建构了其自我身份的认同，甚至逐渐深入到了其他轴心文明心智的内部。因此，深入揭示这种历史意识的来源、构成，及其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上升到比较文明的视野，而且，藉由这一视野，我们才能批判地超越西方自我确证的有限逻辑，重新获得某种认识和建构自我身份的能力。
“乡愁”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文化的脉络里都是一个可以文艺到流出眼泪的词眼。它意味着别离，意味着失意，更可能是紧张城乡关系的暗示。这一切在今天依然熟悉，可消费主义改变了劳动、定义了价值，文化亦不能幸免。当“留住乡愁”进入中央文件之后，“乡愁”火了，各种版本的“乡愁”蜂拥而出。小清新的“乡愁”，让我们感到了微时代特有的一种安全感，尤其是当它被并非来自乡村的中产青年们越来越吸纳进他们的文化想象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留意下这群享受着对流行青春片追捧和吐槽的年轻人的另一面。
土耳其和中国作为20世纪初的两大帝国，都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历经艰难险阻，而二者相互间的对话也从不缺乏。作者海裔此番亲身来到伊斯坦布尔，从土耳其当代的政局出发，回溯历史，为我们讲述那被泥土尘封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人。而伊斯坦布尔厚重的历史感和纷乱的现实，或许让这次思考显得尤为深刻；也许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要回到的却是中国的道路。
中国制造业就像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虽然总体上还比较稚嫩，正如工信部长苗圩所说大而不强，但是已经在以越发坚定的脚步变强并且走向世界。
因此，即使清迈-曼谷新干线最终开建，也不意味着中国泛亚铁路就此失利，更不意味着中国会放缓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中国高铁的竞争优势不会轻易失去。除了更为低廉的造价外，中国在泛亚铁路网建设中更大的是地缘优势。
早在两年前的棱镜门事件中，默克尔就愤怒过一次，当时的愤怒让德国成为欧洲众多受害者的代言人。从现在来看，默克尔的愤怒有可能是应对斯诺登戳穿德美情报合作秘密的“危机公关”。
在中国的舆论场中，有些话题是属于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谈谈，就有眼球，有事的时候再拿出来谈，就更有眼球了。高考就属于这样的话题。即使不是高考季，对
以突发事件推动决策的被动模式无法真正带来安全，只有具有前瞻性的系统性应对才能抵御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犯罪，并杜绝仓促决策所带来的恶果。在反恐应对与警察用枪问题研究上长期滞后的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何长远的规划在短期内都免不了政治代价，免不了会损害部分群体/选民的短期利益。但在美国的竞争性选举体制下，政客的任期有限，四年八年就卷铺盖走人，每隔两年就有选举压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没有兴趣。
不过，即便下次评选进一步增加真正意义上的基层代表，劳模评选这一新中国的“传统礼乐”与改开带来的新经济基础之间的张力，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而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劳动？谁是劳动者？
但是，要让尼泊尔真正实现自己“造血”，路途还很遥远。中国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制宪这种事情，只能是国内斗争分出胜负之后，才能尘埃落定。而要形成一个有能力组织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更有许多进一步的挑战。正如从1911到1949，中国走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尼泊尔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唯愿老天有眼，不要再给尼泊尔人民增加额外的苦难。
网上音乐的版权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学界热议的焦点。本文通过阅读《创业的旅程——为什么Google选择了我们？》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关于音乐版权的图景：那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作为音乐载体的唱片早已是明日黄花，而传统音乐公司想要通过“技术对抗技术”和“法律对抗技术”等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已不再可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传统音乐集团公司没落的背景下，互联网巨头正在重新瓜分“战利品”，而他们对作者和歌手的盘剥或许比传统音乐集团公司更甚。
所以本次英国大选才会“几十年来最难预测”，党的代表性断裂了，丢掉自己的信念和传统了，竞选纲领自相矛盾了，政治意志沦丧成了帮派博弈，这种情况下，还能对未来执政的表现和选民的态度做一个合理的预期么？也正是为此，高达37%的群众选择了不投票，以至于有人吐槽到如果弃权的组成一个党，他们的得票率就“超过”了保守党，都可以组阁了。这种由大选赋予政治精英执政合法性越发流于形式，和实质相悖，也是“选主”政治衰落的表现。也许英国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呢。
鉴于此，在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时，要有充分的辨别力与洞察力，既要考虑中国的现状，又要兼顾国际的所谓通行“标准”，纯粹与标准“接轨”是行不通的，实践证明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在批判“接轨”的基础之上的进行轨道重塑是最佳选择。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紧要任务正是自身加强轨道重塑的能力，底气足，说话才有分量。
今天，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和当代政治进行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其中与现任布什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较大的，却是几位犹太裔的学者，这使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又增加了几分复杂性。本文试选择三位著名的犹太裔学者的观点加以综述，并对其原因和影响做一分析。
毛泽东的人民观、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是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身上交织的产物，也是上个世纪初国际资本主义矛盾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交织的产物。在毛泽东时代，它的经历了自己的诞生、曲折和发展；在后毛泽东思时代，它遭遇全新的新现实，这是根本的挑战，它需要相应的发展。所谓新常态，也可谓新现实。本文力图纲要性地考察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在新现实中的历史命运与现实挑战。
我们这些“司机”，如果不能早日意识到“驾驶”实质上并不是一种自由的优越感和权利空间的扩大，而是为了应付现代“生活”而被迫进行的性命相博的话，那么或许迟早会见识到真正的利维坦。
今天，宗教上的教派对抗与政治上的武装冲突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的“新常态”，在阿拉伯半岛上群雄纷纷兴起的今天，我们似乎看到，这种建立在一个单极意义上的地区或世界霸权基础上的秩序，再难于找到其立足之处。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也许正在逐步拉开帷幕，旧的霸权秩序正在崩溃之中，但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新的霸权秩序在短期之内取代旧秩序，和平与平等发展的前景更是遥遥无期。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高歌猛进之时，我们必须将这种“新常态”作为思考的起点，尤其需要谨慎地思考中国在中东地区所能扮演的角色。
从当下我国的政法实践来看，“立案难”的出现与多方面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法院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高度行政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地方党政机关从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出发的司法干预行为等，都是诱使法院拒绝受理一些特定类型案件的因素。
美国一面要在国内重振经济，一面又要拿出更多的战略资源来笼络各个小伙伴去“平衡”中国，一厢情愿的方子好开，吃下去会不会上吐下泻？ 借助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设想，欧亚大陆加上南美和非洲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互联互通的建设之时，美国手中的这张旧船票能搭上世界经济的新航船吗？
对中国而言，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最佳医疗服务模式还要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通过总结历史与别国的经验，寻找一种能够服务于13亿人民的医疗服务制度，我们既应当避免此件应惠及全民的大事成为为某个特定阶层、人群服务的工具，还不能妄信那种私有化与市场开出的万灵药，把医患关系，变成冷冰冰的商品与顾客的关系。
我们乐见国际金融治理结构产生的微妙变化，这不仅是中国的“战略忽悠”的成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自欺欺人的后果。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亚投行的筹创只是万里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跬步，第一次领导发达国家玩多边金融机构还真有点压力山大。
中国发起一个能让欧洲列强都踊跃加入的事业，这是一百多年来头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值得好好珍惜。而前任世界霸主英国“脱欧入亚”，在关键时刻为亚投行加持，当然也会获得中国丰厚的回报。
在连对传染疾病都没有恐慌概念的国度，中国医疗人员还要上门入户告知当地群众减少出门，死后尸体不可亲吻，还要监督患者按时就医，可谓事无巨细。西方从不会犯傻地去做这些无利可图的举动，埃博拉进入西方媒体和公众视野也是因为死亡的不再是贫穷的黑人。
2008年败给奥巴马应该给希拉里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从这次宣布参选之初，希拉里就采取了不同于7年前的策略。在其2分18秒的视频中，希拉里一改07年意图力挽狂澜的精英作派，全力走民粹路线。
目前亚投行的章程还有待商讨和确定，美欧里应外合破坏中国设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帮助中国和世界超越冷战格局，创造出新的公平、公正的秩序观还是未定之天。历史远未终结，但若没有扼住其咽喉的勇气和担当，却也无法摆脱西方为全球塑造的既定历史想像。 征途漫漫，任重道远！
不动产统一登记尤其是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统一建立是提高国家认证能力的良方，具体来说，国家将更加了解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和财产的演变过程，一个客观、真实的信息系统将使相关的调控和政策设计得到比原来更高水平的技术性支撑，有助于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溢出作用”。
日前，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有望今年出台，明年将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年正式推出。由此，近年来一直悬置在公众心口的退休养老问题再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尽管尹部长同时强调方案会推出至少五年后，再渐进式实施，但此次引发的争议却格外尖锐。
新加坡从政治上否定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可能性，但在意识形态上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在去殖、治理、现代化的五十多年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道路，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积聚了高度的体制自信，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前所未有的国家，并激发了周边大国的学习兴趣，包括中国和印度。
所以2016年11月之前和之后的希拉里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相对于上任后的全方位出击，现在希拉里很大程度上正采取保守稳妥的姿态，只要维持住自已相对其他竞争者的领先优势到最后就是胜利。只是这样就会显得患得患失，谨小慎微之下反而容易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对“邮件门”的处理就已经表现出她的犹豫。
中柬双边关系稳定，柬廉价土地、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以及百业待兴的经济局面与中国的技术、人才、管理及资金优势互补互求，双方合作互利共赢。柴阿润水电站的停建，并不会对中柬之间其他合作项目产生消极影响。
据相关报道，安倍准备发表的演讲的主题是在回顾战后70周年，日美两国为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基础上，呼吁两国深化包括“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经济领域在内的广泛的两国关系，这既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明白人一听便知，“TPP”，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安倍那块宝贵的“敲门砖”。
随着拉美经济状况近期急剧恶化，中国对于拉美经济的托举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而这使得中拉合作的远景规划，也变得比以往更具现实性。
基础工业的消亡，一方面把中产阶级推向底层，把底层人民推向更底层，另一方面，也消弱了军事潜力，从而消弱了通过美元不平等交换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尽管无数有识之士都建言要再工业化美国，可这违背资本的本性。国家的利益不是资本的利益。美国再工业化几乎不可能了。
中韩自贸协议有利于中韩两国经济的提升，对于牵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布局，更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香港走上排外和自闭之路，那么香港的繁荣发展必将难以为继，“XX将取代香港”，也就会从娱乐的噱头变成正在发生的现实。只有香港重建开放的心态，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区域经济中寻找自己的角色，才能重新建立起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
“唱衰中国”者可以继续唱下去，甚至还可以再唱一些年，但老调子终究是要唱完的。外资该来的来，该走的走，中国这个“铁打的营盘”会屹立不倒，而且会越来越坚实。
虽然今天伊斯兰国沿用了19世纪末期那种反帝反殖民的自决话语，但其本质仍旧是只为特定一群服务的分裂性的霸权主义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圣战约翰”们所代表的对西方霸权与现代政治不平等的反抗，无疑只是一种向后看的“封建反帝”。
发改委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反垄断执法日趋成熟，表面上的法律和经济的博弈，背后却是通信行业国际标准制定之战以及手机-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的崛起之战，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近年来流行的《小苹果》、《最炫民族风》都是极具政治意义的歌曲。“神曲”最“神”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奇葩的旋律，而在于它支持了一个边界弹性极大的社会交往空间，支持了克服身份认同碎片化的集体性努力。开放的群众性广场舞活动无法改变社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分配悬殊的现实，但至少可以在社会变迁中扮演“减震器”的角色。
1月24日，英国议会公布了向苏格兰下放权力法案的草案，这一法案将在5月份大选之后由新议会批准生效。至今，苏格兰独立公投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政治上的碎片化都在继续进行之中。
政府的监管手段和方式固然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和提高，但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是政府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公权力固然要关进笼子，私权力却也没有天马行空的自由，更遑论制假、售假、和损害劳动者的自由。
欧俄相争，美国得利，乌克兰的溃疡继续下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目前局势可以判断，涉事方欧、俄、乌在未来仍会比较被动，而美国掌握着对乌克兰多个干预乌克兰进程的选项，将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BNP）的一项研究，石油输出国在利益受损的同时，由于获得美元减少，投入资本市场，维持美元计价金融产品和资产的流动性也会减少。缺乏足够的资金维持，这些金融产品和资产的价格就不保，引发抛售还是小事，美元的地位也会受到动摇。也就是说，油价下降，带来的是资本市场上流动性不足，通过影响美元定价的资产而动摇石油美元，最终动摇美元的地位。
真正打趴VIE结构的不只是监管模式中“外国投资者禁止和限制投资清单的实施目录制度”，还有“实际控制人标准”。草案将企业性质的界定由“股东国籍制”转为“实际控制”标准，即实际控制人的国籍决定着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继而再讨论是否为外国投资者。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从体制上解决“土豪”代表和委员们给群众“挖坑”的问题。坑太多了，掉进去的不仅仅只是群众，还有依靠群众才能存在下去的那些力量。
一个国家将其爱国主义建立在“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抱负之上，这样的爱国主义才有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欣赏和接受。而“利”，就在“义”之中。
在缺乏实实在在的变革举措的前提下，美国媒体提出的“正能量”新闻方针无异于自我麻痹。美国媒体当前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中：聚焦于“负能量”新闻固然无益于缓和社会矛盾，但聚焦于“正能量”新闻同样只能是一种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拖延策略。
对于缅甸而言，中美在缅甸的博弈除了无形中对大选施加了影响之外，也让缅甸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也许这才是缅甸政客们最想看到的局面。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只有将经济发展作为起点，对社会文化做具体回应，去发展平等政治的理想，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丝路沿线区域的繁荣与安宁，使那些被霸权主义折磨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地区实现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平衡。惟其如此，极端主义生长的土壤方能得到整治，新疆之长治久安方能实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此语用于治疆亦不谬也！
在建立文化基础设施之后，中国所能够输出的，绝不仅仅是标准、产业和商品，还有更多无形的价值观和经验。
《文汇学人》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一不小心大段引用了甘刘编的书。
如何从中国的意识出发，发展出一种审视世界、审视自身的中国眼，将本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连通一起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功利性地去寻找一条唯一正确的“制度”，去霸权式地理解“国家利益”，区分“内部”与“外部”，我想这应当是我自己以及我们经略的朋友们共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为世界的多样性平等未来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吧。
实力和理想，最终得结合成为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治理好中国，够让中国为世界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它的价值观体系既能对实践起到正当化功能，又能对实践起到批判作用，人们能不断回到这个价值观体系，让僵化的实践重新焕发生机。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模式呢？还没有，或者说至少没有在理论上把它真正体系化地建构出来。但中国有产生这样一个模式的潜力。
柏林墙倒了，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反，恰恰是因为墙的倒下，重新出发的全球化，给东西方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天，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各国政府都需要自我改革、不断创新，对领导力的需求更为迫切。
利用与欧盟各国博弈的契机，消除政治腐败、提高经济竞争力、扩大就业、增加税收、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许是重新使希腊经济回归正常，并且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路。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包括改造国民性在内的高难度的“马拉松”工程。
“西方价值观”的发源地之一英国，现在正在做什么呢？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在教育系统里力推“核心英国价值观”，治理“吃饭砸锅”现象。
自从帝都德内大街出事之后，我就变得有点神经质，经常盯着地面看，生怕它突然塌下去 …… 生命不息，挖掘不止，我不知道某些“先富”代表们已经把中国的地底下挖成什么状况，但我很清楚的是，如果像我这样的群众都陷下去了，依靠我们的托举而存在的那些事物，也必将陷落。
整个油管风波的核心问题还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看得明白：美国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已牺牲环境为代价去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围绕油管的一系列争斗也表明，08年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复苏缓慢，经济、社会、环境等议题在美国愈来愈深地纠缠在一起，对整个政治体制的运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稍有不慎，偶然事件也能酿成大患。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 终究离不开香港经济社会的平等化。 但在这一平等化结出果实之前，港府和中央还有不少手段来推进香港的“去殖民化”和国家认同建构。总体而言，就是要以日常的“互联互通”打破隔阂，让香港青年认识到，内地不仅是祖先的故乡，也是一个更大的可供个人翱翔的空间，融入“一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在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欧洲今天有了一个殉道者。而欧洲脆弱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随着查理周刊袭击案而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应当会是脸谱化了的敌我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这种简单二元的脸谱对立。
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背后潜藏着非常浓厚的西方文明中心意识，以及霸权主义国家战略。近些年的“反恐战争”基本上变成了对伊斯兰教整体的文明冲突。将西方的现代秩序视为“常态”、视为“普遍”。用“恐怖主义”这顶帽子，掩盖了种种形式的对抗行为。用“政治伊斯兰”或者“极端主义”掩盖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在过去三年，我国的稀土等产品的出口配额没有用完，许可证措施取代配额措施的变化不会对价格带来明显影响。正式取消出口关税后，我国可以采用一系列相互配合的组合方法保护稀土等战略资源和环境。
的确，西里塞纳是有过“反华”言论，可是民主政治中最不能相信的就是竞选宣言，那些无非是政客招人眼球，党内斡旋，表演反对党之为“反对”的行为艺术。
美国的页岩油产业可以说是在数轮量化宽松中少数受益的实体经济部门之一。一旦这个产业出现衰退，企业破产，失业潮就是可以预期的，而且仅仅一个产业的损失，就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可观伤害。
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而被美国猜忌围堵，历史上，美国ＧＤＰ总量甚至人均ＧＤＰ都超过掌握世界霸权的英国，但仍然无法取代英国的地位，知道二战中英国需要美国挽其于亡国之祸的时候，美国才有机会成为世界领导者。美国与其担心中国取代自己，不如做好国内的事情。
西欧经济长期衰退，族群冲突日益严重，极右翼势力有在一国或多国掌握政权的可能。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利益会受到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认真研究对待此种可能性。
在族群关系上， 《查理周刊》是个负能量。 “我是查理”百万人大游行对于改善族群关系很难有什么帮助，反而有可能让关系更僵。 大游行更持续的成果可能是为法国政府大规模反恐进行群众动员。但反恐一旦启动，政府必然会变得更为集权。
不管你领导不领导，群众就在那里。好人不去领导，坏人就会去领导。这也是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的主题，群众就是这样，好人组织起来可以做好事，坏人组织起来可以做坏事，关键就在于谁去组织和领导群众。
2014年设立的四个纪念日，不仅有着紧迫的、当下的战略考量，更是着眼于长远的礼乐建设的一部分。在更深的层次上，宪法序言对当下中国与历史中国关系的叙述，将它们连为一体。
国家对境外NGO在境内政治活动的监管，实际上一直都比较严格。《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管理法》的起草，意味着相关监管进入法制化轨道。在我们看来，监管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将介入“离岸政治”的NGO组织与真正从事公益事业的NGO区分开来。
2015年元旦参加儒士社“儒行士志弟子规——中国青年的核心竞争力”论坛。几天前我对此标题有所质疑，因为它法家味太浓。质疑之后便想自己该怎么讲，于是开始瞎琢磨，并爬在床上写下这篇东西。今日讲完，有人说因乡音太重，只能听清楚百分之三十。
【编者按】有人漏夜赴西洋，有人风雪还故乡。本刊研究员小水瓶在旅美七年之后，实现了她在自己的博客名称中表达的梦想，举家移民中国——当然，这是对于她的丈 夫和女儿而言，小水瓶自己是游子归乡。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度，我们相信小水瓶一家的思想和生活会在这片较之美国更加辽阔宽广、文化底蕴更为厚重 的土地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祝愿他们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行止如意，快乐有常。
页岩油产业是金融危机后，在数论量化宽松（QE）少数获益的实体经济部门，又是“再工业化”的基础之一。奥巴马自己提出的“再工业化”，此时也不好限制页岩油产业的发展。至于企业自己，也不会主动停产减产，因为这样就得不到融资了。美国页岩油产业就如同一台失控的列车，横冲直撞，但是没人知道怎样去停止它。
讲政治的法治，就是在理念、制度、规则、体制、机制上，与人民做朋友的法治，而不是把人民当陌路人的法治。
基辅铁心“一路向西”，乌克兰东部离心离德，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始终保持着介入乌克兰内政的抓手，并借助乌克兰问题，打击对方。这场危机无法结束，是因为其剩余价值还远远没有被榨取完。
在华北地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重而道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还需要更多：海水淡化科技的突破、水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工业的转型升级……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香港的前途在于更深地融入内地的经济中去，从中找到自身的恰当定位。然而，没有对自己国家与世界关系的恰当知识，要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太困难。于是不费脑子的联想就成为理解事物的捷径。香港那不确定的未来，又落到万能的选举上，落到通过选举实现的更大的“本土化”之上。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经常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需要有充分的风险评估。尼加拉瓜运河工程所碰到的麻烦，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
阿拉伯陷入了冬天，而沙特的春天却要来了。多年以来，沙特凭借其对伊斯兰教圣地的控制，更依靠其出售石油所获得的雄厚资金，到处捐建寺庙，支持瓦哈比主义在全球各地的传播。但沙特的春天，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中国的春天。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公布了其对中央情报局秘密拘押和审讯计划的调查报告，证实了已经风传了许久的一些酷刑手段，并强调使用酷刑并没有给美国的反恐带来有价值的情报。奥巴马那边厢说的就更高大上：美国之所以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就在于有错就认！
也许安倍桑应该接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抛弃能回到“黄金年代”（Belle Époque）幻想的提议，接受国家经济停滞的所谓“新常态”。或者切实研究一下日本的产业结构，看看在那些方面能与东亚另外两国深度融合。
美国中期选举后的一个看点是对台湾的军售问题。当时在众议院一个向台湾转让佩里级导弹护卫舰的法案已经获得通过。12月4日， 参议院顺利通过此法案。 现在剩下的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奥巴马是否决定签署。如果他行使否决权，中美之间就能暂时避免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又一次冲突。否则有损APEC建立的两国互信。
2014年9月1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以学者身份拜访了尼泊尔前国王贾南德拉。本文是李希光教授对这次会见的详细记录。
输出党校，其实也就是在输出政治制度，输出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当非洲各国的执政党开始学习党校制度，成功地加强了党内团结，激烈的选举机制，自然会将这种组织技术传递给反对党，就如同战争将火炮从一个国家推广到另一个国家一样。而这对于非洲各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此文之前获多个微信账号推送，阅读量百万以上】对于熟悉国民党史的观众来说，国民党这次表现并没有太令人惊讶，这还是近代以来大家熟悉的那个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国民党。
1948年， 国民党内阁一堆西天取经回来的，但国民党很快垮了。 2014年， 国民党的党魁是西天取经回来的，但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差不多也垮了。 西天取经者为啥搞不好政治？且听本文作者娓娓道来。
最近坊间关于美国黑人状况的讨论非常多。在此重发南宫钨丝写于8月份的评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美国黑人——密苏里州宵禁随感》。以飱读者。
江“院长”在北大或清华开讲有四个效应，第一是让大陆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民主真心诚意的高素质爱好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第二是让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持庸俗民主观的低素质大陆民众丧失对台湾民主模式的学习兴趣，从而加固了大陆的体制；第三是向外输出台湾式民主，让中国国际竞争者的经济变坏；第四，对于江教授自己来说，避免了回到台大任教受到同事和学生反对的尴尬，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的理想和台湾的政治经验。
奥巴马在面临诸多现实和潜在的不利局面下坚持现在就换下哈格尔，如果不是自乱方寸，那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解释，他应该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酝酿重大政策调整了。
一个顶着那么多人的期待和近些年来创纪录的支持率上台的总统，如果仍然不能改变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改变呢？如果答案是谁也不能，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就是美国的体制，那么这个体制难道不是已经出了问题，应该"CHANGE"了么？
布朗死了，他不会是弗格森最后一个白死的黑人青年。而美利坚能给予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一掬清泪。
伊斯兰经济一体化的梦想既面临着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逻辑同化的外部挑战，更面临着内部政治与教法碎片化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从伊斯兰经济这个观念上，我们暂时只看它为描述特定消费群体需求提供了一个标签。毕竟，作为一个消费者群体存在的穆斯林并不能真正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什么新的理论性资源。甚至，现有伊斯兰经济的话语内部还延续了主权国家间传统的竞争逻辑。这与真正意义上平等共富的一体化梦想还相距甚远。
作为本轮中国基础实施建设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同网”绝非中国的“面子工程”；在这里，道义和利益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中国将用电流来证明，她是亚洲脚踏实地的建设者，更是地区和平与繁荣强有力的推动者。
奥先生需要一根“来自中国的拐杖”，中国自然可以顺水推舟，既成全了奥先生，也把自己的触角伸进诸如阿富汗这样的战略要地，推进自己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
在5G标准的制定上，中国和欧盟都倾向于在蜂窝网的基础上发展，而美国则倾向于在WiFi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一旦中欧合作成功，美国将失去在5G时代的领导权。
九月习近平访蒙期间提出“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获得蒙方积极响应，中蒙元首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中，蒙方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且中方支持蒙古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一系列举措，无疑表明中蒙两国“接轨”的不仅仅是铁路。接轨中国、杨帆出海，中蒙两国或许在未来还会有更加深切的合作。
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借助“基建/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为各国基建提供融资等服务）两大抓手，整合周边、加强同各国战略合作，最终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个有着最大货物交易重量的贸易伙伴（中国）却仅仅占了迪拜贸易总额的 6.19%，这无疑为双方贸易发展模式现状提出了挑战。迪拜伊斯兰银行（Dubai Islamic Bank）的高层管理者曾表示，非常希望看到一个以人民币结算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过去20年，王绍光关注的焦点有不小的变化，从强有力的国家，到对民主的质疑，从仅仅关注中国、当下，到更多地关注历史、现在、未来，包括实现民主的各种途径的探索。他以前希望中国尽量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他希望能够探索一下人类社会怎么能够实现最好的局面，或者更好的局面。
美国司法部长新人选林奇可谓名不见经传。因为她虽然是一位非洲裔女性，也有哈佛的法律学位，但却不属于奥巴马的政治班子，只是在2008年的时候作为民主党的支持者给奥巴马捐过款。反观现任司法部长，不仅是奥巴马曾经的竞选顾问，还可以称得上是奥巴马的私人朋友。这次奥巴马选择远离自己政治圈的林奇，总体上应该是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在以选举获胜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共和党依目前的情势，越激进就越能逼迫打击民主党，而民主党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也就只剩下更激烈地反击这一途。在今后的两年中，只要不出现能够让两党一致对外的重大事件，双方的争斗势必进一步加剧。
虽然近期匈牙利外长在京强调，欧盟应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建立紧密关系；欧尔班也在政治制度上向我国频频示好，但我国不必轻易接招，听其言观其行，闷声大发财即可。
真的退出欧盟，英国固然可以节省下每年几十亿欧元的费用，可是损失也不可谓不小。现今英国46%的商品和服务流向欧盟，退出会让这些贸易面临风险。华尔街的各大银行也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放弃伦敦，转进都柏林。
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美国的介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但作为南海争议各方中唯一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手里的牌还没有出完，距离直接对抗、摊牌还为时尚早。
劳工党和巴西的前途均乌云密布。简单来说，劳工党的善于“分蛋糕”而不善于“做蛋糕”，而之所以不善于“做蛋糕”，主要是因为巴西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独立自主”，从而使得执政者失去“做蛋糕”所需的抓手。
对于世俗化程度很高了的突尼斯来说，世俗派与伊斯兰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什么主要问题。没有哪个伊斯兰政党敢在突尼斯宣布实行全面严苛的伊斯兰瓦哈比主义教法，也没有哪个世俗派政党干预彻底否认突尼斯的伊斯兰特性。突尼斯所体现出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
中国的好处在于并未卷入阿富汗内部的矛盾冲突中。在未来的经济与战略合作中，也应当避免触到雷区。从当年抵抗苏联的“圣战者”到今天的塔利班，其基本的意识形态便是反外来压迫、反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侵蚀伊斯兰传统。缺乏意识形态与全球战略支持的单纯经济行动，很容易为阿富汗甚至中东的碎片化火上浇油。
【编者按】文艺座谈会之后， 坊间评论甚多。 “工业党”作家天祥宋瑞以文艺座谈会为切入点，进一步阐发了其“文艺工作应促进中国科学精神和工业气质”的观点。文艺工作，见仁见智，欢迎读者发表商榷观点。
对于“反恐联盟”来说，“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敌人。但各参与国对“伊斯兰国”的具体态度、以及对库尔德人的态度都存在很大分歧。因而造成战斗在抵抗伊斯兰国侵略最前线的民族并未被纳入“反恐联盟”的荒诞局面。
李克强总理访德之行的亮点，无疑是中德两国将3月份习近平提出的中德建立“创新型伙伴关系”的提议转变为共识。其实，早在两年前的汉诺威工业展上，西门子总裁罗旭德（Peter Löscher）和巴斯夫副董事长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müller）就呼吁两国经济界携手创新，并认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可能是从东方流向西方。中德两国的领导人顺水推舟，将这一构想变成了简洁的概念并付诸实施。
10月24日，21国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投行，亚投行已基本从构想到落地筹备。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0月10日，《纽约时报》就独家披露：美国正暗中游说韩国和澳大利亚放弃参加亚投行，试图削弱亚投行的影响力。要让日理万机的山姆大叔着急上火，也足见亚投行的影响力。
在应对大规模烈性传染病时，即使如美国这样有差不多全世界最好的医疗硬件，如果没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指挥协调机制，在疾病来袭时也会一样不堪一击。
摘要：俄罗斯专家非常支持该经济带构想，认为“复兴丝绸之路能为中、俄、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安全上发展互利合作关系提供基础”，希望能够藉此提高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给出两个暗示：一个是希望以“德法模式”来处理领导权问题，即中俄像德法共同领导欧元区那样共同领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个是希望以“门户开放”模式来处理中俄两国在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关系，即中国尊重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两国进行经济合作，机会均等。
内容简介：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济一体化是该区域合作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经济一体化必须要基础设施一体化。各国基础设施标准不一是很多的问题。中国和前苏联国家是经济带主要国家，如果能先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中国与前苏联国家电网标准基本相同，而且都需要升级为智能电网，中国智能电网技术先进，完全可以作为标准实现电网一体化，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国际区域互联网，保卫信息安全。智能电网不但是经济带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绝佳切入点，而且整个经济带国家智能电网一体化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新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摘要：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都有争论。以中国为代表的注重发展制造业的国家一贯强调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发达国家则认为要以金融为主。笔者根据全球金融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当前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金融与实体经济应该互相服务。
国内市场对外资巨头的开放并不意味着“狼”真的来了。在我国具体的市场环境下，外资快递企业在短期内很难占到便宜。
中国通信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保障、庞大的网民群体、完整的消费工业体系、深阔的市场潜力、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形成了了互联网平台成长发育的优良土壤，凭此，阿里巴巴才得以成为今日全球的焦点所在。
加速折旧政策试图调动千千万万个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实现“毛细血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也许不会带来惊天动地的科技革命，但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整体品质。
基辅一边赋予东部自治法案以期停战，一边又让波罗申科跑到美国索要致命武器，这究竟是为了真正的长久和平，还是暂时的“缓兵之计”？
中文网上流传诸多关于美国福利制度的文章，大多是移民中介撰写，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在美国领取福利的。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忽悠潜在客户。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精英不爱国，却对国家政治运作有巨大的操控力，这正在成为损害美国硬实力的结构性问题。
从2010年年底开始，一些在西方国际政治新闻版块消失了很久的北非国家，放佛一夜间如梦初醒，开始挥舞着“民主”的大旗，痛诉他们各自的专制政府。这个故事里充满着让中产阶级小清新们动容的起承转合：草根对抗特权、特权压迫人民、人民追求民主、民主催生自由、自由保佑草根。
只有从本国现实出发，既尊重传统又结合现代的政治体制才能做到长期稳定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沿着习总书记弘扬传统文化的路线，做到“通三统”，就不但可以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还有可能为整个世界走出一条新道路。
如果说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为市场而治理”，那么，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不是“因为市场而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大转型背后政治理论的激荡与扬弃，必然需要从“两个三十年”走向“三个三十年”，无论是向后看、回到革命的源头，还是向前看、探索中国的未来，都需要探究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关注的社会主义的“治理的合理性”，需要思考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读者也可以将这篇纪念革命的文章，视为一篇保守主义的文章。但这是一种辩证的保守主义：要保守诞生于革命之中的制度，克服时光流逝所带来的败坏，恰恰需要我们经常重新回到开端，汲取自新的力量。
40万吨巨轮终究是要来了，它是否像散货船东们前几年担心的那样可怕？经历过“大船风波”，中国的大船东们也许根本不必对40万这个吨位如此恐惧。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有“海上新丝绸之路”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支持，中国的海运业只会越做越强。
欧盟(EU)即将上任的数字政策负责人警告谷歌(Google)称，它面临可能更为不利的布鲁塞尔监管体制，暗示谷歌在展示搜索结果方面可能被迫保持中立。而在当地时间9月15日，柏林方面呼吁谷歌（Google）公布使其得以垄断欧洲互联网搜索市场的秘方——搜索算法，这无异于让这一搜索巨头“裸奔”。据9月23日消息，欧盟与谷歌在反垄断问题上谈判失败，谷歌或将面临超过60亿美元的罚款。
毛泽东曾以超凡的魅力，关注和维持着普通中国人的武德；但他并没有让人民真正理解，为何每个人自己体质的提高比运动员获奖牌更实在。只有经历过对奖牌的渴望，经历过“拿奖牌拿到手软”的“去魅”之后，人们才能理解何谓面子，何谓里子。而此时中国已经有条件，既得到面子，又得到里子。
一个像英国这么小、在历史上曾经如此风光的国家，也会闹出分离主义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复杂性比英国高无数倍的国家，能够承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吗？
如果市场化媒体没有傍上“大款”，仍然要在竞争激烈的广告业务领域下功夫，不出一些奇招，就很容易遭遇生存危机。新闻敲诈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拉广告方式；更高级的方式是将新闻本身做成实质上的广告，通过新闻来传播企业品牌。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软文时代”。
奥巴马宣布对IS组织进行空袭，但不派出地面部队。 IS组织本身就是欧美和海合会组织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如今反噬曾给予其支持的外国势力。在打击IS的问题上，奥巴马显得举棋不定，为何？
9月1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商业贿赂一案进行了审讯，并当场宣判，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GSK（中国）罚金人民币3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的最大罚单。
很多中国人羡慕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社会与文化保持了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没有发生带来彻底改朝换代的大革命，本土也没有遭遇外军地面入侵。但是，今天发生的苏格兰独立问题就充分表明，现代化顺风顺水的英国同样要面对某些深刻的困难。与其盲目崇拜英国走过的道路，不如学习昔日的英国政治精英在国家面临考验时审时度势做出抉择的智慧和气度，同时将今天的英国政府在面对挑战时表现出的愚蠢和软弱引为镜鉴。
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刚说过：“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英国这个乘客最近因苏格兰闹独立而有点忧郁。而正因如此，他们所达乘的“中国列车”，对其就越发显得重要。
近日，俄罗斯之声网站报道，由于南苏丹局势动荡，中国派出700步兵营士兵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以保护当地油田、钻探设备和中国工人安全；《华尔街日报》10日报道，由于南苏丹冲突，中国已向南苏丹派出700名维和部队士兵，保护当地油田和中国工人。俄罗斯媒体可能是想“捧杀”中国，美国媒体是在重弹“中国威胁论”。
2014年8月2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对日本日立、电装、爱三、三菱电机、三叶、矢崎、古河和住友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超过12亿元。这是我国反垄断部门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罚单。
走跨海通道，隧道内将由动车执行运输任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运行速度能达到220公里/小时，货运时速也会保证在120—140公里/小时，届时从烟台到大连的客货运分别只需要40分钟和1小时，将大大降低山东、东北之间的运输成本。
“烈士纪念日”的设立，是 “国家”与“民族”吸收“革命”（同时意味着淡化“革命”）这一政治逻辑的进一步推进。“烈士”是国家的烈士，民族的烈士，而当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包含的为人类探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已经被符号化了——那个理想是对的，但属于“远大理想”，不是当下的行动纲领。
中国工业在奠基与起飞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比较弱的，各种“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但这并不必然是坏事。历史地看，法德美日等国在工业化初期，都有很长时间的“山寨”工业先进国家产品的经历。通过“山寨”，技术从少数国家扩展到其他国家，生产工艺也得到了改进，为进一步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当这些国家自己开始掌握一些先进技术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也就相应地变得严格起来。
新媒体改革并不比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更简单。如果不能做到“找对人，办对事”，改革的结果可能是与改革者的期望背道而驰，加强的不是“三个自信”，而是“三个自卑”。
《方案》的实质是让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在行政级别和市场化高薪之间作出一个选择，想保留行政级别就不能享受市场化高薪，想享受市场化高薪就要放弃行政级别。在根据《方案》制定具体措施时，要谨防一刀切、降薪幅度过大可能引发的人才流失；在调整负责人过高、不合理薪酬的同时，提高中层和普通职工的薪酬和待遇，留住业务骨干和后继人才，保持中央管理企业的竞争力。
8月3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预算法》修正案，完成了该法20年来的首次大修，引发各方关注。作为财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法》的调整在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此次修法核心争议无疑在如下两个问题之上：其一是对央行与财政部在“财权”问题上的界定；其二是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明确。
此次中国海军受邀参与了环太平洋演习中部分实战性较强的科目，但却没有参加诸如联合反潜、联合通信等更核心的训练科目，中美之间互为竞争对手的现状、美国在军事上防范中国的基本政策仍未改变，中美两国、两军之间距离真正建立起相互信赖、深度合作的关系仍然十分遥远。
鉴于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为了预防节外生枝，奥巴马在乌克兰事件上虽然态度强硬却并无实质动作。俄罗斯已是见好就收，只等欧美给台阶下。虽然前有阿布哈兹与南奥赛梯可资剖析：普京所有的举动实则都是为了增添乌东势力，以此迫使半独立化的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可靠的代理者。乌克兰则是湿身乱步、顿失章法。欧盟则分为以英为首的强硬派和以法德为首的温和派。
8月25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发布联合声明，谴责埃及和阿联酋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两轮空袭。根据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埃及和阿联酋打击的是支持宗教势力的民兵组织。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和军事伙伴，埃及和阿联酋绕过美国直接在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反映出该区域形势的复杂性。
中国在50年代初统一税政，结束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国内关卡林立、地方税种和税率千差万别的状况；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结束了80年代“权力下放”所造成的中央无米下锅的局面。而1947年建国的印度，到今天连统一税政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更不用说加强中央政府汲取能力了。
西安大妈的演说很难从现代学术理论去解释，这表明现代学术可能有一定的理论缺失，这个缺口需要古典资源来填补——诗经风化理论正属于这种堵决口的关键资源。
2014年5月30日到6月3日西安第六届性博会期间一位大妈在现场发表“砸场子”演说。该大妈的演讲全文在网上贴出之后，虽有自命儒者的人士对此表示赞赏，但这还只是价值观倾向上的认同，并未与儒家经典发生密切关联。 曾维术则将这一关联真正建立起来了，他说：西安大妈演讲关涉风教，可谓“新秦风”！
也许我们都要学着去适应香港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核心内容是香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泛政治化之间的循环圈。没有什么便捷的打破这个循环圈的办法。但随着香港在大中华经济圈内地位的进一步弱化，也许这个循环圈所造成的外部影响也会弱化——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别人已经不再在乎它能否解决了。
作为安哥拉殖民记忆与战争创伤的旧本格拉铁路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以“中国标准”建设的新本格拉铁路将为行驶在现代化之路上的安哥拉提速，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的工业化成就。
国企改革过程中需要警惕“一刀切”的政策取向，应当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来制定改革方案，淡马锡模式也不可盲目地向全国各地推广。不要自以为学习淡马锡模式就是与国际接轨，到最后却不过是与一个城邦小国接轨，让人有邯郸学步之感。
大妈是宣言书，大妈是播种机，大妈是宣传队，谁能让大妈跳起来，谁就赢得了商机。
现在既要国企干部收入跟党政干部看齐，又要遵守八项规定，还要国企的经营业绩不能比国内外同行差，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定价、以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投资者可以进入这样的操作性细节上。而这部分往往是广大围观群众并不关心的，等到围观群众明白过来的时候，人家已经都靴子落地铁板钉钉了，早都已经结束了。
新一轮反垄断目标锁定汽车领域已是酝酿已久的结果。2014年4月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中国汽车维修协会曾经发布了一份常见车型“零整比”系数研究报告。业内专家表示，在国外的研究数据中，300%左右的整车配件零整比是最常见的，但是在调查18个车型当中，12个车型的零整比超过300%，占总调查车型的2/3。德系、日系的中高端品牌汽车零整比过高现象尤为严重。
就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被害的哈提甫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到，喀什1970年曾经建立了一个纺织厂，有8000人在里面工作，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都下岗了。大毛拉认为，一个人拿多少钱没关系，只要有工作干，社会上闲的人少，坏事就少了。
稀土案的败诉警示我国政府，在今后制定、修改涉及进出口的政策措施时，一定要在保护我国利益的同时避免相关措施违反WTO规则和入世承诺，在文件中明确写明保护环境等宗旨；必须严格实施制定的措施，让措施起到预定的实际效果。我国还应考虑如何建立系统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明确战略资源种类和储藏、统筹开发利用、规划储备地，竭尽全力保护战略资源。
泰国军政府面临来自经济衰退和政治意识形态孤立无援的双重挑战，中国成为军政府摆脱困境的唯一合作伙伴，泰国此时靠拢中国，也就不足为怪。而加强与泰国的合作同样使我国获利颇多。
自9.11以来行政权的扩张已经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埋下了不断冲突的种子。这次本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文件门”闹得人尽皆知，就说明美国政治体制内部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回寰妥协空间已经很小。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美国如何维持其内部政治的平衡，将是其在今后2至5年内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美国的旋转门和游说传统本已造成在各行业中根深蒂固的铁三角现象。负责监管某一行业的行政部门、由说客代表的公司、及国会里的特定委员会所结成的铁三角联盟往往通过特定的法律来牟取特殊利益，而成本却由全社会分摊。奥巴马当初的禁令只不过是让说客的游说变得不那么直接而已。现在一旦废除，说客们可以重新直接在各种咨询委员会里任职，也就意味着美国1%对99%的局面将不会得到任何改观。
对中国而言，现在的局面提供了一个增强自身在金砖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机会，但俄罗斯的强烈自尊心意味着局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顺应俄罗斯急于探寻各个领域的合作替代者的需求，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迅速推进。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艾尔多安将有更多的权力资源来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如果埃尔多安的战略规划得以实现，将克服凯末尔以来军队盖过文官政府、亲西方精英凌驾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普通民众的状况，超越“自宫式的现代化”（甘阳语），走出一条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民主之路。
近日，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将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和Mac笔记本电脑等产品从政府采购清单中剔除。此前，在中国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办公室的采购名单上，美国杀毒软件品牌卡巴斯基和赛门铁克被排除在外。今年5月份，该采购办公室还发布通知，要求国家机关进行信息类协议供货强制节能产品采购时，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8操作系统。
北京时间8月1日早间消息，美国一名法官周四（7月31日）判决称，微软必须将保存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的客户电子邮件和其他帐户信息提交给美国政府。这一判决引起了隐私保护组织和主要科技公司的关注。
美国法学界和政界对于宪法判决中引用外国法的抗拒，本质上体现了美国国家认同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巨大的认同焦虑。虽然反对者所的论证依据表现为对于法治的维护和对于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原则的重申，其心态仍然是对于宪法和司法作为美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坚持。本文原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耶鲁大学法学博士（J.S.D.）。
不论是自发治理、目标治理，还是混合治理，没有任何一种治理模式是普遍适用的最好模式，而是随着情境不同（信息、产品、适应性特征的不同），各有优劣，互有长短，而是尝试根据不同情境，采用最适宜的模式，从而也是不断地趋于治理成本最小的模式。由于整体知识对于经济社会的运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需要和它相匹配的治理模式—目标治理。这就是国家规划何以必要，以及国家规划规划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大家可能认为中国没必要从美国越战失败吸取什么经验，可惜的是泼污美国军队的意识形态势力以普世价值的节奏来到了今天的中国。美国一度因此而败，中国正在步其后尘。
中国政府应继续严格监管食品行业；本土快餐应从福喜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善各项标准，重视管理细节，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应破除“‘洋快餐’无论如何都比中国食物安全卫生”的迷信，让“洋快餐”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去。
7月26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披露，银监会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这三家民营银行分别是：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起人设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泰、华峰为主发起人设立的温州民商银行，以及华北、麦购为主发起人设立的天津金城银行。
想要摆脱像高通等国际巨头的控制，实现独立发展，必须建立企业、政府和制度设计相互配合的机制。中国反垄断执法符合国际趋势和国家利益，既可以为４Ｇ时代的中国通信行业的发展排除障碍，也为５Ｇ时代中国通信行业引领世界行业发展创造了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
中资企业若希望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美国市场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有一定了解是极其必要的，在美维权策略亟需从人情逻辑转向法制逻辑，在投资过程中做到先守法、用法，而后争取参与立法，成为投资环境的创造者。
缅甸铁道运输部日前正式发布消息，称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据称，双方于2011年签署的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已经到期，但“中方没有续谈，缅甸铁道部也无实施计划”。
习近平此行不仅为中拉关系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强化了中拉战略合作，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秩序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影响深远。
净水设备是各国军队的野战标配，一般都以车载的形式跟随部队。无论什么自然水源都要净化后再饮用，但是这个世界也有没有水源的地方是不，而且这样的地方还不少。
在可预期的发展中，乌东部民兵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或将保持割据，但也可能丧失基地，沦为游击队。马航事件令普京为了避嫌不得不与乌东部保持距离，武器援助与增派民兵因此成为难题。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政府也无法有效统治东部。
从经济功能上来看，此次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相当于世界银行，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发展援助资金；应急储备安排的职能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为金砖国家应对金融突发事件提供经济稳定基金。但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不同的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是“去美国化”乃至“去美元化”的全球性制度创新。
此次改革是一次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加上借鉴了之前多次地方试点的经验和教训，在诸多方面都更为成熟和可靠。
需要观察的是，中方原来设计的路线可能仍有可能因军政府掌权而出现一些调整，因为中方原来的路线设计尽最大可能可以帮助泰北农民脱贫，从而巩固英拉的票仓，而这恐怕不是军政府所乐见的。
中国积极参与这条铁路建设，一方面加大了铁路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能在未来有更多的国际物流话语权。两洋铁路将对南美国家、拉美地区乃至世界的运输格局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以色列在西岸大规模搜捕大量哈马斯人员，企图肃清西岸地区的哈马斯力量。实际上，哈马斯是否实施了绑架并不重要，因为以色列的既定目标是要破坏或瘫痪巴勒斯坦联合政府。
今天中国和8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我们的工业基础比今天的日本更完整。
“法律人政治家”的法律职业理想，无法从技术化的法律职业教育中获得。这种职业理想不是通过一门课程的讲授来灌输的，而是体验在法律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之中。就此而言，面向转型中国的中国法学教育，应当超越法律职业主义，坚持“中国本位”、“政治意识”和“通识教育”，以培养“法律人政治家”为更高目标。
【94顶层设计三要素】第一环节货币改革是原动力，创造了大量的信用释放到第二环节，第二环节的世界工厂和对外贸易则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其获得外汇通过外管局强制结汇回流到央行，央行以此作为抵押物再次释放人民币信用，房地产是回收人民币货币和储藏财富的主要道具，形成了完整的闭合经济循环。
中国在影响创新能力的各个方面都在快速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如丰富的人力资源、充裕的资金保障，因此，尽管中国目前距创新先进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正如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创新能力步入先进国家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可以休矣。
【编者按】尚处于征求意见中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引起了律师界很大反响。新规草案称，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表有关案件的言论，鼓动、助推舆论炒作，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案件的，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呼吁、联合他人为自己承办的案件制造舆论声势和压力，影响依法审理的律师都有可能被取消会员资格。这一新规是否合理？ 《经略》引入美国经验，以供参照。
吃狗肉，还是不吃狗肉，成了这个初夏最沸沸扬扬的话题。但是不管吃或不吃，它确乎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关系到个人口味和饮食习惯的问题了。
6月13日巴西世界杯揭幕当日，体育评论员杨健先生在观察者网撰文《社会主义与世界杯犯冲》，称“社会主义足球不太好，社会主义足球在世界杯上太不好。”笔者对此稍有异议。
一辈子都没进过博物馆的人看着几张外国博物馆的照片确实会引发文化自卑，然后异化为对中国文保事业和国人文明情怀的敌视，把中国文物保护的出路一厢情愿的归之于“宁可让外国抢走”，这已经一种迎合逆向民族主义的心态，至于逆向气和个人文化素养之间的联系，广大读者见仁见智吧。
勇敢是一个追求德性的社会的选择，而不是一个追求私利的社会的选择。勇敢是和智慧、仁义并列为儒家君子人格的卓越德性之一。它不是平凡之物。当我们谴责“中国人”时，说明我们的民族并未失去对高贵人格的追求，并未丧失对德性的理想。但是，如何追寻德性，如何培养民族的德性，才是有为者应当深思的！
处理五四运动，或者不如说处理革命和建国的关系，需要某种表现为历史观的、真正的政治智慧。这与处理建国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质上并无不同。
枣庄案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法律主体认定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农民合作社中，要严格划分“理事长个人”与“合作社法人代表”之间的法律关系，对金融机构、融资合约、资金流向要有严格的监管标准。第二是流转受让方的经营、市场、融资等风险与流转农户无关，一旦不能按期支付基础地租，则流转合约失效，经营权回到农民手中，可再次流转，选择经营有力者。这意味着金融机构、流转受让方等相关主体，必须引入担保、农业保险等机制，对杠杆贷款的风险采取对应措施予以化解和防范。这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金融创新机制。
除了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作用之外，铁路从历史到现实一直有着巨大的军事意义，这一点往往被当代中国的评论家们所忽略。
除了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作用之外，铁路从历史到现实一直有着巨大的军事意义，这一点往往被当代中国的评论家们所忽略。
我分明记得《乌克兰革命》的设定中乌克兰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但是《乌克兰革命III：无止境的街头》中的“革命”设定是什么玩意儿啊？一帮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共同认同与诉求，游戏设定也只是很简单地给出一句“自由，人权，欧盟”，我觉得这个操作界面很不友好。
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泰国和如今的乌克兰，都能够证明，民主只是一小部分人制造政治混乱的借口而已，并不能切实解决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美国如果真的希望乌克兰局势好转，真的是为乌克兰普通民众着想，就应该克制其扩张冲动，改变其冷战思维，放弃将战略前沿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的企图，充分理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渊源和感情，尊重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战略利益，不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反应过激，而应当与俄罗斯携起手来，帮助乌克兰恢复秩序。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独立并加入俄国，二战以后脆弱的民族国家主权体系再次遭受沉重打击。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四处用兵虽然打的是联合国和人权的旗号，但其行为本身已然严重透支了自由民主政体和世俗价值观的合法性。而此次美国煽风点火推动乌克兰反对派完成政权更迭，则迫使俄国打出捍卫俄罗斯族同胞利益的旗号来进行军事行动。
美国不顾自己力量衰落的现实，硬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打压中俄，大搞颜色革命。就像历史上大部分不可一世的帝国一样，最终因为扩张过度而衰落。新冷战很可能是美帝国衰败的开始。
保守派今日的逻辑和理论竟是在自由派的“帮助”之下完成，被奥巴马批评为“改变了近一个世纪法律”的“毁灭性的判决”背后却是近四十年来言论理论的发展和支持。今天的自由派纷纷将Citizens United案视作从天而降的巨大邪恶，似乎美国民主从此将毁于一旦。也许未来某天Citizens United案会被推翻，但是在一个钱仍能讲话的社会，禁止公司和组织的金钱变成言论就会使情况变好吗？
今天中国从硬件上早就走出了1840年以来的技术尴尬，我们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宣传路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从苦逼煽情的习惯性路线拐出来走到“高大上”的路线上去。虽然官方也做了一些正面反映国家进步的节目，但是沧海一粟，比例特低，和整个舆论大环境相比支离破碎、星星之火难以燎原。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一种困扰同时存在：为什么世界第二的GDP规模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经济强国的感觉？
马克思画了一个人类需求的终极大饼，全人类所有的民族都能在其中找到兴奋点。但是谁能实现拼的是实力，美国、欧洲利用第二共产国际中的某些可操作手段给资本主义延了寿，创造了产业奇迹。中国早知其中三味，只是一直以来奈何技不如人，只能忍气吞声。从一边倒的被剥削到现在的三七开，中国花了快200年时间。现在又到了全球格局被洗牌的路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安知不是第五国际的先声呢。
作为一个民间志愿者所建立与维护的思想阵地，《经略》已经伴随读者走过了近3年光阴，始终追踪与记录着中国与世界前进的步伐。陆放翁“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支撑着我们走到了今天，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将继续走下去，期待的今天的“忧”，能够带来明天的“乐”。
当我们窥探美国100多年来走过的路时，我们更多的不应是幸灾乐祸，而应该是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极力提倡“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应警惕愈演愈烈的阶级固化的趋势。
是否敢这么论证，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自信。但从中能产生出什么样的制度与实践，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还是让我们先从敢想敢说开始吧。
上海公布了以会考替代高考的路线图，指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一考多能”，先以会考取代自主招生笔试，最终取代上海高考。教育主管部门希望通过缩减考试次数，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但这个方案不仅没有收到大众的叫好声，反而引起了社会的一些担忧。许多人担心，这个改革方案不仅达不到减负的目的，甚至会丢掉高考的公平。
更进一步来说，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说明这个社会源头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严重。慈善只能在结果上做一点修正，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富分化的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为、高效的政府尤为必要。只有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实把实现共同富裕当作首要目标，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需要慈善的空间才会越来越小。
在全球经济并无明显起色的情况下，反恐将增加相关国家的财政负担，进而影响其经济。而在全球经济并未明显好转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升高将导致更多人因为对社会不满而绝望，加入恐怖组织。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安全都十分脆弱的非洲将成为恐怖主义的新战场。
金融危机五年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
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管在当下中国面临的尴尬处境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但至少城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媒体和公众理性看待城管，则是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须的条件。
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各派系之间的分化重组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谁都怕被别人消灭，都希望能在混战中扩大地盘，增强实力。其中，蒋委员长和张学良的联盟是各方的矛头所向，南方倒蒋，北方倒张，相互呼应。蒋委员长需要张学良在华北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弹压韩复榘、阎锡山，迫使其不敢乱动，才能腾出来手来逐一扫除南方各派系军阀。
圣彼得堡G20峰会的成果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比较有利的。峰会达成的共识比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增长和就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治理等都是中国所主张的。在全球价值链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上占有“全球价值链之网”中的最大面积，这是一种有利条件。但要想让这种有利条件变为优势，中国需要更多参加全球治理过程、实质性提高全球治理的领导力。
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被广为引用，科斯因此成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对于逝者，其“遗言”总是受人关注，科斯的“遗言”是什么呢？
在埃及目前的条件下，任何打破政治经济民生恶性循环的努力，最多也只能是浅尝辄止而已。在可预见的将来，埃及这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很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民生困窘的状态之中。
目前的《减负十条》严重忽视了广大农村儿童、流动儿童的学习需求，同时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案，于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有害无益。
有人乐观地认为，“市民社会”能够成为促进环保的健康力量；然而，在一个受经济危机、产业转型、城市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而戾气十足的社会，在一个大多数环保团体明里暗里持反工业心态的时代，在一个媒体乐意传播乃至制造负能量的环境中，市民阶层显然是长于破坏而短于建设的。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探索富强道路的漫长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到目前为止，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探索之中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在短期内，阿拉伯人还很难创造出符合本地区、本国特点的稳定的发展模式，也很难把某种外来的号称“普世”的模式成功运用。
产业民主在日韩有不同的演变轨迹。这样的演变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是对两国的生产扩张和政治民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与日韩奇迹的表层结构一起构成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围绕着计划化大论争的双方阵营并没有绝对的输赢。如同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敌手往往比朋友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的更多。又如同彼此所挖苦的那样，其实大论争双方阵营的主将都有资格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占据一个或大或小的不朽的位置。
唐慧案是维稳逻辑的缩影，而基层政府和干部在维稳工作中的尴尬处境，又是现在的上下级政府部门关系的缩影。
由于中国的规模与国际影响力，一个文化上自信的中国会迅速成为其他国家“留学运动”的目的地。只要中国在一二十年内能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能很快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由于现阶段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文化自信的不足，仍存在出现“自毁长城”式改革的危险。如何排除中国稳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尚处于青年的成长阶段，我们有充分的政治、经济条件来走出一条稳定变革之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公知们所期望的道路，经历所谓动荡的阵痛。避免动荡，不单纯是政府的事儿，也不是简单的“维稳”，避免动荡是全民的事情，如果每个中国人真的把自己当做公民而不是在微博头像上赶时髦写个“公民”，真的对这个国家负责，那就应该共同努力，理性客观的为这个国家探索出一条稳定发展增长，不断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道路。
与钓鱼岛不同，菲律宾非法占领的8个中国岛屿和沙洲，都是由珊瑚和贝壳的碎屑沙砾堆积而成的珊瑚礁构成的，地势平坦，没有溪流，珊瑚礁本身就是生物资源。这8个岛礁包括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和司令礁。
与钓鱼岛不同，菲律宾非法占领的8个中国岛屿和沙洲，都是由珊瑚和贝壳的碎屑沙砾堆积而成的珊瑚礁构成的，地势平坦，没有溪流，珊瑚礁本身就是生物资源。这8个岛礁包括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和司令礁。
值得我国注意的是，日本各级政府和民间右翼人士未来仍然可能以生态环保为由，强化在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活动。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应该抓紧对钓鱼岛及附近海区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毕竟，在当今世界，环保已经是主流话语体系的主要价值取向。
值得我国注意的是，日本各级政府和民间右翼人士未来仍然可能以生态环保为由，强化在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活动。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应该抓紧对钓鱼岛及附近海区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毕竟，在当今世界，环保已经是主流话语体系的主要价值取向。
6月30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再度爆发抗议集会，这样，土耳其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导致3名抗议者和一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国内较少有人注意到，这次引发土耳其乱局的导火线，其实是肇始于环保人士反对砍树。因此，有论者称土耳其的这次危机为“大树革命”。
6月30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再度爆发抗议集会，这样，土耳其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导致3名抗议者和一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国内较少有人注意到，这次引发土耳其乱局的导火线，其实是肇始于环保人士反对砍树。因此，有论者称土耳其的这次危机为“大树革命”。
在中国经济的运行系统需要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调结构”成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否则无法实现目标。
相对于“经济性”的自发性，政治性则应当是逆经济性。这种“逆”不等同于“反”。经济强调物质性“利益”，以物质性利益的交换分化人们。这是经济性的本性。这种经济活动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但政治性的存在，既要保证交换的现实性，更要消除其分化的效果。如果说经济性是分化，那么政治性就是黏合，而且是相互嵌入式或相互潜入式的黏合。
一党执政体制既是事实，其必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政治科学探讨任何政治实体，都包含对该政治实体的持续条件和消亡条件的探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大规模金融动荡可以让一个经济体崩溃、社会动荡、政府下台，给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失不啻于一场战争，美国国防部下辖的应用物理实验室更是在2009年3月举办了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战争演习。本文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发动金融攻击的可能方式、手段、特点进行了针对性地剖析，并就我国如何应对可能的金融攻击提出了因应之策。
无论对左翼来说，还是对右翼来说，只有具备了起码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能不断地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对现实的解释框架，保持对现实发言的能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永远都只能是历史的旁观者。
之所以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移民少数族裔问题，与少数族裔无法获得制度内的利益诉求渠道有关：没有妥当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没有有效的利益代表人和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只有手中的汽油、棍棒和刀具，那么不论是警察不公的对待作为导火索，还是海外恐怖组织的鼓动作为催化剂，暴力冲突迟早都会发生。国家机器的高压只能暂时压制冲突，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有可能会埋下更大的隐患。
从2000年代后期，全球都在流传一个谣言，就是中国将囚犯送到发展中国家做劳工。
本文需要思考的是已经存在（作为预设）的“中国”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工作往往具有确立实体和立法的意义。当前的“重构中国”运动，主要表现为两个努力：重构相对于西方的“中国”和重构“现代中国”。在前一重构中，中国在世界的意义依然不明朗，而后者是一无根的行为、没有历史的行为：首先是不同于“古代中国”，接着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现在是不同于“古典中国”，这种重构的结果一方面是断裂性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连续性越来越迫切。
欧洲现在实际上正经历拉美化过程。先前慷慨的社会福利是为种族相对纯而有向心力的封闭社会设计的一种社会契约：你工作赋税，生病失业我帮你。现在突然系统里出现这么多不工作不赋税的人，系统自然承受不了，系统的包容能力向心力下降。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半永久地排斥在外，当然社会整体的紧张感上升。
中国经济崛起来自于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中国崛起是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的一部分。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而曾有“工业发达国家”之称的主要西方国家则由于工业移出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
张正男、崔龙海这样的在朝鲜建国后出生的“50后”正在取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的“40后”执掌朝鲜人民军，同时金正恩有对后者也有所倚重。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为琉球提供过保护，晚清以来，中国国势衰颓，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琉球，这是历史事实。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中国也不再是晚清时代了，当琉球人民呼吁中国支持他们的独立诉求时，中国就有责任、有义务支持他们的诉求。
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的祖辈失去的，我们尽力追回来了一些，香港、澳门、部分俄占领土等等，但是失去的毕竟太多，而新的世界格局使我们完全不可能把祖辈失去的全部追回。
中国是一个地震高发的国家，按平均寿命70岁算，每个中国人一生都要经历2－3次的国内地震活跃期，因此民众理应具备一定的地震知识。以笔者的经验，正确的、科学的地震知识并不难懂，相反，还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因此应该相信受过一定教育的民众完全可以理解接受，对于其中模糊、分歧的地方，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理性的抉择。
从被动服从转变成主动建构，是一种战略突围。但这不是唯一的战略，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确立中心地位、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即通过自身软实力建设，吸引他人主动跟随，主动传播我们的价值理念。关键就是“自信”。
别列佐夫斯基死了。他的死亡与他戏剧性的人生一样，笼罩着重重疑云，令外界众说纷纭。他的死亡，再次宣告了俄罗斯七寡头时代的终结：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古辛斯基流亡以色列，斯摩棱斯克和维诺格拉多夫濒临破产，马尔金开设赌场，从此不再问政。离开了曾经发酵他们巨额财富的俄罗斯权力场，没落是共同的归宿。
通过对几个大型随机样本的分析及我们自己在非洲九个国家的大学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我们在本文中首次通过实证研究来阐述非洲人对于中非关系的看法。在此，我们共得出三条结论：首先，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并不像西方媒体理解的那样负面，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多变且复杂的。其次，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而这与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不符。第三，在对构成受访者认知差异的众多因素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相比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受访者的国别才是产生认知差异的主导因素。
欧元区的危机绵延不绝。近期，欧元区集团对于一些危机国家的救助计划，频繁遭遇国内法困境。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都对欧元区集团的救助计划做作出了反应。
对于涉及中国的海洋问题争端，不适用国际司法或国际仲裁制度，任何国际司法机构都没有对涉及中国的海洋问题争端案具有管辖权。
要理解香港宪制的问题，包括此次对普选问题的争议，就必须从我国宪法出发。因为，无论是对港基本方针的“一国两制”还是作为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其合法性最终都来源于宪法。
查韦斯遗体永久保存方案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从列宁开始的这一传统从此终结。只要这种组织成本高昂的斗争继续下去，列宁的先例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后世一再出现。
完全可以说，撒切尔推行的新政策，确实是新自由主义的，但不能由此认为撒切尔主义发挥效应的整体机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
美国的革命为美国梦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样，中国的革命与发展经验也必须成为构造我们“中国梦”的基础。
要发展农村、壮大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给广大农民以“信用者待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方位入手，而这个方向，既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指出的，也是科学发展的方向所昭示的。
国外媒体认为穆沙拉夫此次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但这位古稀老人不惧本国塔利班等极端势力威胁，坚持回国参选的行动本身，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勇敢的斗士。
查韦斯及其盟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国内发动真正的革命去大幅度的改变经济社会结构，也难以冒着美国全面制裁的危险，推行更激进的对外经济政策。
“华西模式”告诉那些改革前线的人们，改革并不高深，也无需高深。因为对他们来说，改革在于实干，在于从领会中央政策入手，从本地区发展需要和长远需要入手，把“实事求是”精神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说，应该学习“华西模式”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地方经济组织的，而是每一个身处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人。
只要社会不是足够多元，权力依然是主政者的主要选择，在权力之外主政者没有太多相等的选择空间，无限扩大权力就会成为主政者的隐秘渴望，对权力的制约与对权力者的制约就不能切割，就不能过于依赖程序化制度，而需要不断缘势而制，不断化势为宪。
一直以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给人以低福利，低税收的感觉。但是通过计算，发现美国的税收并不低，和高福利国家相比，更给人一种税收利用效率很低的感觉。
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出身显赫，属于美国的贵族。
《经略》网刊研究员蒲实在2013年1月赴美亲历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并对三位著名的外交智库领袖进行专访，将他们对当代美中关系的理解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至于其中哪些接近美国官方的真实立场陈述，哪些是代表智库或个人的政策建议，哪些是试图影响中国舆论的官样文章，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不仅需要关注征地补偿，也需要关注拆迁补偿。补偿规则不但需要着眼于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也需要着眼于防止土地食利者阶层的生成。
对当前农村工作需通盘考虑，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和政治账。在农民分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农民有所区分，在对不同的农民做出适当分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前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找出适宜的政策方案。
2月2日，伊朗向世界展示了F-313“征服者”隐身战斗机，伊朗总理内贾德亲自视察。伊朗声称“征服者”具有先进的机载电子系统，具有隐身能力，但很多人对这架飞机到底能否飞起来都表示怀疑。
曾有人这样评价，汪晖是中国当代学人中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顶级学者对话的学人。作为《读书》的前主编、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确可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因为他的影响已超越思想文化领域本身。这位传奇学人近况如何？他的学术足迹和学术思考在何处？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这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
以往《读书》那些引起知识界争论和关注的事件，《读书》是主角。这次《读书》老编辑班底彻底解散的事件，三联书店是主角。这是现在的事件与以往事件的最大区别所在。
《读书》又改组了，“汪党余孽”被进一步清洗了。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代中国，具有“公共性”（而非利益集团“党派性”）抱负的报刊如何才能在官僚和资本的重压下幸存下来。
虽然眼下法国出兵马里的举措得到了国际舆论界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对于出兵马里的前景，不少人持悲观态度。
中国庞大的M2从哪里来的？美联储等西方银行有没有责任？M2高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吗？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根本上来分析一下。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论文抄袭何以成为高学历官员的软肋？简单的谴责其学术道德不端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技术、政治领域的若干因素与此相关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论文抄袭何以成为高学历官员的软肋？简单的谴责其学术道德不端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技术、政治领域的若干因素与此相关
近日，英国“退欧”的话题甚嚣尘上，引来欧洲社会一片哗然。在希腊“退欧”风波之后，英国又来捣乱，给尚处于欧债危机中的欧盟带来又一不小打击。
雾霾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相当具有“普世性”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高速发展期，也大多经历过雾霾的集中爆发。中国消费了世界约45%的钢铁和约60%的水泥，节能和清洁措施的推广还需要时间并考虑成本，因此从总体上中国工业排放仍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但是具体到规划比较严格、市区和近郊区高污染工业已经很少的城市，汽车尾气可能已经成为雾霾的主要来源。
雾霾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相当具有“普世性”的现象
“为人民而行动”就是一部过去为未来所立之法，在信守这一未来之法的五十多年历史中，人民行动党探索形成的各种好的体制、制度、机制、政策，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国，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大国的基层政治领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厌其小。
《生活大爆炸》第6季第14集，Raj与Howard吐槽3D打印机。 可与孙力舟《“中国制造”直面3D打印冲击》对照看
据英国《泰晤士报》12月28日报道，上海宣布了与布伦特原油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竞争定价权的计划。但中国有竞争石油定价权的资本吗？
1913年的大决裂，从根本上是1912年的“大妥协”结构的破裂。
现在，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都在大力发展3D打印技术。那么，哪个国家的水平比较领先呢？中国的技术水平如何？3D打印技术的发展是否会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等发达国家，并冲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在美国再工业化的讨论中，自动化将拯救美国制造业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自动化、机器人将取代熟练劳动力，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振兴美国制造业。但自动化能救美国制造业吗？
12月5日，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12年度全球腐败指数报告。在该排行榜的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芬兰和新西兰清廉度并列第一，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并列倒数第一，中国位居第80位。“透明国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排名靠谱吗？
编译局衣局长属于什么学派？这个问题并非多余。
过往1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似乎在重蹈明末白银城镇化的历史覆辙；政策设计的失误，引起疯狂的土地食利活动，形成对城市化后来者的严重剥夺。
对国家来说，政治逻辑必须压倒资本逻辑，人民主权必须驾驭资本。我们当不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稳固团结、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金融体制。所谓金融锁国，目的在此，其细节可以讨论。
未来3至5年，中国楼市驶入了一个关键期，再增加杠杆，人为刺激泡沫的放大，并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而只能加重日后危机的严重程度，极大地增加楼市硬着陆的风险。去杠杆化的路径当然也布满荆棘，这里无论如何都需要争取走一条平稳有序、震荡较少的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道路，也就是所谓软着陆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前景莫测，相当漫长和艰辛。
反腐败是硬任务，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亡党亡国，这已经成为高层决策者的共识。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反腐败是为了净化干部队伍，培养健康、良好的干部作风，而不能让反腐败成为官场权力斗争中打击的工具，在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一个好人。
薄王重庆，是中国新闻之“福”，但也能反观中国新闻界相对大尺度下的报道态度和能力。
以欺骗开始的传奇，总有终结的一天
上海纽约大学并非出国留学的简易版——送到家门口的国外教育，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新情况，即与跨国资本相匹配的全球教育机器的形成——跨国大学。这一新类型的大学，已经彻底告别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市场，并配合新一轮的全球化的经济，确立起一套全新的教育观念和价值体系。
一些保护者太过执着于动物个体、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所有动物的利益”，或者某个不能明确表述的“自然规律”，以至于花大力气为某些其实并不濒危的生物摇旗呐喊，我不能说他们一定错了，只能提醒他们，这些资源本可以用到更有价值的领域里去。
回顾100多年来的历史，可见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类似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即保持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地位，但在全球的能源、资源、消费和金融体系方面，还不占支配地位，仍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回顾100多年来的历史，可见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类似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即保持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地位，但在全球的能源、资源、消费和金融体系方面，还不占支配地位，仍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今天重温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历史，对于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中国而言，就必须吸取美国的教训，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站在大国的立场上、从筹划新的国际秩序的角度去思考世界、参与国际政治。
本文侧重于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吸收了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饶有兴味的分析结论，以供大家参考
在今天群众对腐败问题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在带有国家电视台性质的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黄金时段播放电视剧《焦裕禄》，也就暗含着对焦裕禄的精神的再次召唤，更是对基层干部的鞭策和激励。
比起污染、资源浪费之类问题来，放生、流浪猫救护似乎是小事，但因为牵涉到情感问题，在它们还只是刚露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加以重视，因为一旦这些不利于野保工作的习惯流传开来，成了一大群人的情感需求，再规范就难了。
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
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赤尾屿的领海基线为下列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
时间如梭，又快到了2012年的年底，传说中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这份方案据闻在八年前就有了初稿，后几经讨论，数易其稿，却始终难以出台。
在未来的军事装备项目竟标时，保护军事工业基础可能成为发展军事技术、更新军事装备同等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将被迫放弃全面发展的政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非关键装备的相关工业将放弃。有意思的是，这和战后英国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有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