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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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东西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第三章。 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 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本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 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 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 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工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 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 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 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 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亳—商—殷

(一)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 《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 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 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 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娀”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 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 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 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 婢对曰:“有大气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 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 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 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 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 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 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 自言先祖朱蒙。 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 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 弃之与豕,豕又不食。 弃之于路,牛马避之。 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 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 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 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 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 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 王不听,命之养马。 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 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 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 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 夫余之臣又谋杀之。 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 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 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 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 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 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 生子有圣□□□□□□(原文此处为方框)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 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浮龟。” 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永乐□(原文此处为方框)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 (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 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 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 及其长,立为太子。 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 ’”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 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 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 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 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 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照之,因而有孕。 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 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 后弃之野,鸟覆翼之。 王欲剖之,不能破。 遂还其母。 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 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 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 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 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 王不听,使之养马。 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 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 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 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 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 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 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 衲衣者曰:“名武骨。” 水藻衣者曰:“名默居。” 而不言姓。 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 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 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 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 王薨,朱蒙嗣位)。 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案,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者补订之。 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 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 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 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 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 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 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 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 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 城北青河河伯(青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 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 其女见王,即入水。 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 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 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饭酒大醉,云云。 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 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 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 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 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 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 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 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 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 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惟在所试。” 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 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 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 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 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醉),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 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 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 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 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惟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 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 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 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 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 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 基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 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 啼声甚伟,骨表英奇。 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 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 使人置之马牧。 群马不践。 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 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 生未经月,言语并实。 谓母曰:“群蝇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 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 扶余谓善射曰朱蒙。 年至长大,才能兼备。 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 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惟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 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 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 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 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 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 “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 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驿马跳过二丈之栏。 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 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 朱蒙得之,拔其针加云。 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 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 言讫,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 良久,追兵至。 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 朱蒙临别,不忍暌违。 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 乃裹五谷种以送之。 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 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 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 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 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 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 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 (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 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 (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 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 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 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 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 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闼门。)周约八十里。 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 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 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 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 此三江中每出珠宝。 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 (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 满洲源流。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湖里。 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 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 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 告二姊日:“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 遂别去。 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 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 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 言讫,忽不见。 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 彼时长白山东南鳖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 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 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 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 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 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 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 因将母所属之言,详告之。 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 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 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 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 (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 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项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 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 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 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 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入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 《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是谓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遂生商祖。 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 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1] 乙 《诗·商颂》:“宅殷土芒芒。” 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 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曰殷虚,殷虚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 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 《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 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 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 然则殷即郼,郼、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 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 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 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 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目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 韦者,一曰豕韦,《左传》哀二十四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 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 《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 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 其实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 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沇、卫、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 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 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 以如此早之一代,竞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 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 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2]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 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 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 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 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虏去做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 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徒营班禄,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3]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二、夏迹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 (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 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 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 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 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 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 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 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 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 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 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 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1)见于《左传》者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帝丘 僖三十一,“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 ’公命祀相。 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 僖三十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风雨也”。 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 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 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 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 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 “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 “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 僖二十八,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 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 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 斟寻 襄四,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 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 (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 杜释此之误显然。 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 襄二十二,“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 四月,又朝以听事期”。 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 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 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汙,此卫地,又近戚田。” 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 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 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 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 襄二十六,“子仪之乱,析公奔晋。 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 郑于是不敢南面。 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 昭元,“夏有观扈”。 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 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www.daocaorenshuwu.com 大夏 昭元,“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 日寻干弋,以相征讨。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 ’”杜曰:“大夏,晋阳也。” 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 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三、夏夷交胜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 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 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 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作夷。 《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 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 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 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 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1)见于《左传》者 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公曰:“后羿何如。” 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 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予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 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靡奔有鬲氏。 (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 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及豷。 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 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 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襄四年)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 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琳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 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昭二十八年)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 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惎浇能,戒之。 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南宫适间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3)见于《楚辞》者 羿淫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离骚》)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天问》)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 羿持弓矢,凿持盾。 一曰戈。 (《海外南经》。 按一曰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非仁羿莫能上。 (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形近故致误。 (5)见于《吕氏春秋》者

四、诸夷姓

诸夏所在既如上章所述,与之对峙之诸夷,乃并不如诸夏之简单,所谓“夷”之一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详考,然各夷姓有一相同之处,即皆在东方,淮济下流一带。 现将古来为人称为夷者各族,或其子孙列为东夷者,或其地望正所谓夷地者,分别疏解如下。

(一)太皞之族

太皞与太昊为一辞,古经籍多谓即是伏羲氏,或作包牺氏。 关于太皞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传》僖二十一:“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 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 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杜云:“四国,伏羲之后。 任,今任城县也。 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 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 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 按,杜释有济误。 有济正如有夏有殷,乃是古国名,四国其后,或其同姓耳。 又昭十七:“太皞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 又同年:“陈,太皞之虚也。 《论语》:“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为?’”按,此足证颛臾本为鲁之附国。 《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按,《御览》七百二十引《帝王世纪》与此大同,惟“作结绳”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此异。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 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 作瑟三十六弦。 燧人氏没,庖牺代之,继天而王。 首德于木,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 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后世音谬,故或谓之宓牺。” (《御览》七十八引作《皇王本纪》。 自此以下皆据宋翔凤辑本。) 又:“太皞帝庖牺氏,风姓也。 母曰华胥。 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 有盛德,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皞。” (《礼记·月令正义》引) 又:“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 一号女希,是为女皇。 其末,有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 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皆袭庖牺之号。 又:“庖牺氏作八卦。 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 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 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 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古史考》:“伏羲作瑟。” (《毛诗谱序正义》引) www.daocaorenshuwu.com 又:“庖牺作易,弘开大道。” (《书钞·帝王部》引) 综合上列诸说,归纳之可得下之二事。 一、太皞族姓之国部之分配,西至陈,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 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于淮济间之族姓。 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供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 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人所贱。 在周代虽居采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二)少皞之族

关于少昊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昭十七:“郯子来朝,公与之宴。 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五鸠,鸠民者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按,此乃古代之图腾制。 古代称图腾曰“物”,别说详。) 昭二十九:“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 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 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杜云,穷桑地在鲁北。 按,即空桑。 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据此,知曲阜为少皞氏之本邑。 《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 母曰女节。 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 是为玄嚣,降居江水。 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或谓之穷桑。 帝以金承上……故称少昊,号金天氏。” (引见《御览》七十九) 《古史考》曰:“穷桑氏,赢姓也。 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太平御览·帝王部》引) 《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 综合以上所记,除其矛盾处以外,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 太皞少皞皆是部族名号,不是个人私名,在古代记载上本甚明白。 所谓伏牺氏、金天氏者,亦非能名之于一人者。 至战国末汉初年之易系,始有“尧舜氏”一类的名词。 然“尧舜氏”亦是统指一派,而非单指一人。 氏本为部类家族之义,《左传》及其他古籍皆如此用。 至于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 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大康、少康。 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 且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己、偃、允四著姓,当是少皞之族代太皞之族而居陈鲁一带。 大皞族之孑遗,仅存大山之南,为零数小部落,而少皞一族,种姓蕃衍。 春秋所谓淮夷,每从其姓,商末所谓奄人,亦是嬴姓。 且秦赵之祖,皆称嬴姓,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的了。 今分述少皞四姓于下。 嬴。 嬴姓国今可考者有商末之奄,淮夷之徐,西方之秦、赵、梁。 (《左传》僖十七年,“梁嬴孕过期”)中原之葛,(僖十七,“葛嬴”)东南之江、黄。 (《史记索隐》引《世本》)据《史记》,伯翳(按,即伯益,详下)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 (《世本》同)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人于西戎。 《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 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士,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 《史记》载嬴氏之西封如下: 《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按,颛顼在古帝系统中应属东系,说别详。)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 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东夷之传说,辨详上文)。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 女华生大费,专禹平水土。 已成,帝锡玄圭。 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工,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 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按,此即皋陶谟之伯益故事)。 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氐(按,此即所谓少嗥以鸟纪官)。 二曰若木,实费氏(按,鲁有费邑,见《左传》《论语》,当即费氏之故居。 曲阜为少皞之墟,费氏之居去之不远也)。 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此盖汤创业时,先服东夷,后克夏后,故费昌在汤部队中)。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帝太戊闻雨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此盖殷人拓土西陲,东夷之费氏为之守戍,遂建部队于西陲)。 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惧以材为事殷纣。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坛霍大山而救。 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股乱,赐尔石棺。 ’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蜚廉复有子曰季胜。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赵策》:“智伯之赵,请皋狼之地。” 益智伯自大,故请人之皋狼。 在汉为县。 曰“宅皋狼”者,谓居于皋狼也)。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造父以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 西巡狞,乐而忘归。 徐偃玉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 缪王以赵域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 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恶来革者,蜚廉子业,早死,有子曰女防。 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 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 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 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我戎胥轩妻,生中潏。 以亲故,归周,保西垂。 西垂以其故和睦。 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 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 ’(按,周人惯称殷人曰戎,“戎商必克”,“殪戎殷”,皆其证。 则称胥轩为戎者,当亦因其为东方族类也。 嬴姓〔费氏〕为商人置之西垂后,婚于西戎之姜姓,〔申为姜姓,则郦山氏亦当为姜姓。 〕所生之子,在殷周之未,以母系故,归顺周人。 所谓“西垂和睦”者,此其义也。)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 ’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 (按,秦史记未与六国同亡,太史公书所记秦之先世必有所本,旦此说正与少皞之其他传说相合,纵使秦有冒充之嫌,其由来已久矣。) 《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 至中衍,为帝大戊御。 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 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 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 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耳献之缪王。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按,伯翳即伯益(说前详)。 伯益与夏有争统之事,其人亦号有平水土之功,已见上文论夷夏交胜一章中,此亦嬴为东夷姓之一证。 又《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 所谓熊者,或是楚之同族(按楚芈姓,而其王名皆曰熊某。 金文中熊作酓),所谓盈者,当即嬴之借字。 又,宣八年《左传》经文,“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经文皆作“熊氏”“顷熊”,因此近人有疑熊嬴为一名者。 然楚王号之熊字本借字,其本字在金文为酓,不可强比。 《作雒解》熊嬴并举,不可以为一。 且果熊嬴是一姓者,《郑语》详述祝融八姓,不应略此重事,反曰“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 从此可知嬴熊二词同源之说之无根。 果此说不误,则《书》所谓践奄,即《逸周书》所谓略盈族也。 此固未可谓为确证,然求之地望,按之传说,差为近是矣。 daocaorenshuwu.com 又《秦本纪·赞》记嬴姓诸氏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 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此亦东方之徐郯、西方之秦赵,同出一祖之证。 己。 按,己本祝融八姓之一。 然《世本》云:“莒己姓。” (隐二正义引)杜预云:“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也。” (昭十七注)又云:“莒嬴姓,少昊之后。 周武王封兹舆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 《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 (隐二正义引杜预《世族谱》)据此,祝融八姓之己与莒国之己本非一源,不可混为一事。 莒之中道改姓,殊费解。 按之文七年《左传》,“穆伯娶于莒,曰戴己”,是莒己姓有明证,改姓之说,虽或由于“易物”,究不能证明或反证之。 今应知者,所谓己姓,不出同一之祖,或祖祝融,或祖少皞,或祖黄帝。 下文之表,但以祖少皞者为限。 偃。 皋陶之后为偃姓,偃姓与嬴姓之关系,可以皋陶与少皞之关系推求之。 自《列女传》曹大家注,以为“皋陶之子伯益”(《诗·秦风》疏引),郑玄以为“伯翳实皋陶之子”(《诗谱·秦风》),王符以为“皋陶……其子伯翳”(《潜夫论·氏姓》),此说在后世著书者遂多所尊信。 梁玉绳详辨此说之非(《史记志疑》十九,《人表考二,许繇下》),其所举证多近理,至其举《左传》臧文仲皋陶庭坚不祀之叹,以证徐秦之不祖皋陶,即皋陶非伯益之父,尤为确不可易。 然古代传说中既有此盛行之一说,自当有所本,盖“皋益同族而异支”(梁玉绳语),以族姓论,二者差近;以时代论,皋陶氏略先于伯益。 后世之追造《世本》者(周末此风甚炽,帝系即如此出来者),遂以为伯益父皋陶矣。 今固不当泥于皋陶为伯益父之说,同时亦当凭此传说承认偃嬴二宗,种姓上有亲属关系。 然则皋陶之皞,当即大皞、少皞之皞,曰皋陶者,皋为氏,陶为名,犹丹朱商均,上字是邑号,下字是人名。 《易林》需之大畜称之曰陶叔,足证陶为私名。 《路史·后纪七》云:“封之于皋,是曰皋陶。” (按,《路史》卖弄文词而不知别择,好以己意补苴旧文,诚不可据。 然宋时所见古书尚多,《世本》等尚未佚,《路史》亦是一部辑佚书,只是书辑得不合法度而已,终不当尽屏而不取。)此说或有所本,亦可为此说之一旁证。 皋陶之裔分配在英六群舒之地,似去徐州嬴姓较远,然若信皋陶之陶,即少皞之皞,又知周初曾压迫熊盈(即嬴)之族,所谓平淮夷,惩舒人,皆对此部类用兵者,则当知此部类古先所居,当较其后世所居偏北,少嗥之虚,未尝不可为皋陶之邑。 续表 以上所列,但以见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者为限,《潜夫论》所举亦略采及,至于《姓纂》《唐宰相世系表略》等书所列,材料既太后又少有头绪,均不列入。 据上表,足知少皞后世之嬴姓一支(宗少皞之己姓国在内)分配在今山东南境、河南东端,南及徐州一带。 殷代有奄,为大国。 有费,鲁公灭之。 益鲁地本嬴姓本土,所谓“奄有龟蒙,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是指周人略嬴族之故事。 因周人建国于奄土,嬴姓乃南退保淮水,今徐州一带。 及周人势力稍衰,又起反抗,西伐济河。 周人只能压迫之,却不能灭之,故曰“徐方不回,三日旋归”,可见是灭不了的。 入春秋,徐始式微,而殷人所置嬴姓在西土者,转而强大,其一卒并天下。 其别系偃姓在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隅以及湖北东境者,当亦西周时淮夷部队中人,入春秋,为楚所并。 夏商虽有天下,其子孙犹不若此之延绵。 若东方人作三代系统,必以之为正统无疑。 此外,“夷”名号下之部落,有有穷后羿,即所谓夷羿,说已见前。 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 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见祝融八姓篇,今俱不入此文。 又殷有所谓人方者,似不如释作夷方,其地不知在何处。 董彦堂先生示我甲骨文一片,其词云“……在二月,在齐,隹王来正人方”,是夷方当在济水流域中矣。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上列各部族国邑皆曾为人呼之曰夷,或其后世为人列于夷之一格中。 综合其区域所包括,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 这个分布在东南的一大片部族,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这里边的部族,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娶用火食之传说。 如少嗥,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 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 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殷人本非夷族,而抚有夷之人民土地,故《吕览》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虽到宋襄公,还是忘不了东夷,活活地牺牲了夏代的后人以取悦于东夷。 殷曾部分地同化于夷,逸书曰“纣越厥夷居而不事上帝”,似乎殷末已忽略其原有之五方帝的宗教,改从夷俗,在亡国时飞廉恶来诸夷人犹为之死。 周武王灭商之后,周公之践奄憨熊盈国,鲁公成王之应付“淮夷徐戎并兴”,仍全是夷夏交争之局面,与启益间、少康羿浞间之斗争,同为东西之斗争。 西周盛时,徐能西伐济于河,俨然夷羿陵夏之风势。 然经籍中所谓虞夏商周之四代,并无夷之任何一宗,这当是由于虞夏商周四代之说,乃周朝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 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 所谓“裔(疑即衣〔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 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何若,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却实在不少。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四岳为姜姓之祖,亦是另一部落。 非一庭之君臣,乃异族之酋长。 说详姜姓篇)。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 “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 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 只是夷夏列国列族的地望世系尚不尽失,所以我们在今日尚可从哲学家的综合系统中,分析出族部的多元状态来。

五、总结上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局面。 随便看一个有等高线的中国地图,例如最近《申报》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著的《中国分省图》,不免觉得黄河下流及淮济流域一带,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有个根本的地形差别。 这样东边的一大片,是个水道冲积的大平原,除山东半岛上有些山地以外,都是些一二百米以下的平地,水道改变是极平常的事;若非用人工筑堤防,黄河直无水道可言。 西边的一大片是些夹在山中的高地,城市惯分配在河流的两岸。 平汉铁路似乎是这个东西地形差别的好界线,不过在河南省境内郑州以下东平原超过平汉线西面几百里,在湖北情形更不整齐了。 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 北边有热、察两省境的大山做屏障,只是这些山脉颇有缺口,山外便是直把辽洮平原(外国书中所谓满洲平原)经天山北路直到南俄罗斯平原连作一气的无障大区域,专便于游牧人生活的。 东平原本有她的姊妹行,就是辽洮平原,不过两者中间以热河山地之限制,只有沿海一线可通,所以本来是一个的,分而为不断的两个了。 辽洮平原与东平原的气候颇有差别,这个差别在初期农业中很有意义的,但此外相同处远在东平原与任何平原之上。 东平原如以地平论,南端可以一直算到浙西,不过南渡淮水不远,雨量也多了,溪沼也多了,地形与地利全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的东平原中可有淮南,却不能有江北。 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之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 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 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的意义上也最重要。 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下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 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 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 有洮湟区,是昆仑山脚下的高地。 在关中之北,过了洛水的上游,又是大块平的高原了。 这大高原在地形上颇接近蒙古高原,甚便于游牧人,如无政治力量,阴山是限不住胡马的。 在这三片之南,过了秦岭山脉,便是汉水流域。 汉水流域在古代史上大致可分汉中、江汉、汉东三区。 就古代史的意义说,汉水是长江的正原,不过这一带地方,因秦岭山脉之隔绝,与我们所谓西高地系者不能混为一谈。 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 山中虽不便农业,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会发展上很有帮助的,陵谷的水草是便于畜牧的。 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 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它是近水楼台。 人类的住家不能不依自然形势,所以在东平原区中好择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东方地名多叫作丘。 在西高地系中好择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 在前四章中,我们把夷夏殷的地望条理出来,周代之创业岐阳又是不用证的。 现在若把他们分配在本章的东西区域,我们可说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 同在东区之中,殷与夷又不同。 诸夷似乎以淮济间为本土,殷人却是自北而南的。 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或是从东北来的,自是可以辨论的问题,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如太史公所说。 他们南向一过陇海线,便向西发展,一直伸张到陕甘边界或更西。 夷人中,虽少皞一族,也不曾在军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 但似乎人口非常众多,文化也有可观。 殷人所以能建那样一个东起辽海西至氏羌的大帝国,也许是先凭着蓟辽的武力,再占有淮济间的经济与人力,所以西向无敌。 同在西系之中,诸夏与周又不尽在一处。 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 周在初步发展时,所居比夏更西,但他们在东向制东平原区时,都以雒邑为出口,用同样的形势临制东方(夏都洛阳说,考见《求古录·礼说》)。

姜原 一、姜之世系

《左传》一部书是如何成就的,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断定;但,一、必不是《春秋》的传;二、必与《国语》有一亲密的关系;则除去守古文家法者外,总不该再怀疑了。 《国语》《左传》虽是混淆了的书,但确也是保存很多古代史料的书。 例如古代世系,这书中的记载很给我们些可供寻思的材料。 世系的观念它们有,它们又有神话,结果世系和神话混为一谈。 民族的观念,它们没有,但我们颇可因它们神话世系的记载寻出些古代的民族同异的事实来。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 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 (《晋语》四) 姜嬴荆羋,实与诸姬代相干也。 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后也。 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 周衰,其将至矣!(《郑语》)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 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闲之。 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 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周语》下) 稻草人书屋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鲁语》上) 齐许申吕由太姜。 (《周语》中) 又《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为姜嫄”。 《诗·鲁颂·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则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 根据上列记载,可得下列之表。

姜原 二、姜之地望

在西周封建的事迹中,有一件事很当注意者,就是诸侯的民族不必和他所治的民族是一件事。 譬如勾吴,那地方的人民是断发文身的,而公室是姬姓;晋,那地方的人民是唐国之遗,而公室是姬姓;虞,那地方是有虞,而公室又是姬姓。 齐之民族必是一个特异的民族,可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传记所载齐人宗教之迹为证,但公室乃是四岳之后,后来又是虞之后了。 认清这件事实,然后可以不根据齐民族之特异,论到姜姓之公室。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姜姓国见之于载记者,有下列数国。 申 吕 或作甫 以上所谓四岳国,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镜山中。 姜戎(《左传》襄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知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 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 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 齐 《国语》,齐许申吕由太姜 纪 向 州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莱 莱在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中列外姜姓,然此说实可疑。 其言曰:“《襄二年》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 ’是莱亦齐同姓国也。” 案:莱子非宗妇,何以召及莱子,而莱子必会?或因莱子夫人是姜姓,故莱子必会乎?(惟“宗妇”寻常之解并不如是耳)此说若确,则莱非姜姓。 又,《史记》:“莱人,夷也,与齐争国。” 然则果是姜姓。 亦当是后来齐国所分植。 以上五国皆在山东境,纪州莱皆环齐,为之邻者。 姜 据古本《竹书纪年》宣王时戎人灭姜侯之邑,引见《后汉书·西羌传》。 准以芈曹等皆为先代国名后代姓号之例,姜之为姓必原是国名,惟此姜侯是否姜姓,或是他族封建于其地者,则不可考。 综合上举《国语》《左传》之记载,知姜之所在有两个区域。 一再今河南西境,所谓四岳之后者,一在今山东东境。 然河南西境必是四岳之本土,此可以“齐许申吕由太姜”,及“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诸说证之。 齐本是由四岳国里出来的,望伋两代仍用吕称(《书·顾命》齐侯吕伋)。 若齐旁诸姜,当是齐之宗姓分封者,姜之先世为四岳,四岳之地如可确定,则姜为何处的民族,可以无疑问了。 有把四岳当作人的,例如战国、秦汉间之《尧典》;又有把四岳当作岱宗等四山的,例如杜预注《左传》。 但四岳实是岳山脉中的四座大山,四岳之国便是这些山里的部落。 《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毛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 岳,四岳也。” 那么,申甫一带的山即是四岳了。 同篇下文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这是说申境向南移。 其向南移的地方在谢,其差在北的地方可以推想。 又《诗·王风·扬之水》说: 扬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如此看来,申、甫、许在一块儿。 许之称至今未改,申又可知其后来在谢,则申许吕之地望大致可知了。 《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 可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县故申伯国”,《水经注》“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诸说,当不误。 然姜之大原实在许谢迤西大山所谓“九州”之中。 《郑语》:“谢西之九州何如?”可知谢西之域名九州。 《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 杜注,三涂在陆浑县南(今嵩县);阳城在阳城县(今登封县)东北;大室在河南阳城县西北;荆山在新城沶乡县(今湖北郧阳一带与河南之界)南;中南在始平武功县(今武功县)西。 然则九州志区域正是现在豫西渭南群山中,四岳亦在此九州内,并非岱宗等四山。

姜原 三、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姜与姬是姻戚,关系极复杂,上文已经说了。 若姜姓者在西周的事迹,则公望申伯为大,与西周兴亡颇有关系。 公望佐周,《诗经》有证。 《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又,齐侯吕伋在成昭间犹为大臣。 《书·顾命》:“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申伯在西周末极有势力,《崧高》一篇可以为证。 《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这虽是作为预言写的,其实还是后人追记宗周亡的事实。 周兴有公望为佐,周亡于申祸:姜之与姬,终始有关系也。

姜原 四、姜羌为一字

周代的习俗,“男子称氏,女子称姓”。 姓非男子所称,乃是女子所专称,所以姓之字多从女。 金文中姬姜异文甚多,然无一不从女。 《说文》标姓皆从女。 后人有以为这是姓由母系的缘故,这实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错误。 假令中国古代有母统制度,必去殷周之际已极远,文字必不起于母统时代之茫味。 知女子称姓,则姓从女之义并不足发奇想的。 女子称姓之习惯,在商代或者未必这样谨严。 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 照这个例,则殷墟文字中出现羌字之从人,与未出现从女之姜字,在当时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别。 到后来男女的称谓不同,于是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沿而为二了。 不够汉晋儒者还是知道羌即是姜的。 但,姜羌之同,是仅仅文字上的一名之异流呢,或者种族上周姜汉羌是一事?照《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则范晔认姜羌为一事。 范晔虽是刘宋人。 但范氏《后汉书》仅是文字上修正华氏、司马氏的,这话未必无所本。 且《西羌传》中所记事,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东向西移的,而秦之强盛尤与羌之西去又关系。 这话正和《左传》襄十四年姜戎子的一段话是一类的事。 那么,汉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看来像是如此。 不过羌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只以地望衔接的关系,被汉人一齐呼作羌罢了。 姜之一部分在殷周之际为中国侯伯,而其又一部分到后汉一直是戎狄,这情形并不奇怪。 南匈奴在魏晋时已大致如汉人,北匈奴却跑得不知去向。 契丹窃据燕云,同于汉化,至今俄夷以契丹为华夏之名,其本土部落至元犹繁。 女真灭辽毒宋,后来渡河南而南自称中州,其东海的部落却一直保持到现在;虽后来建州又来荼毒中夏,也还没有全带进来。 蒙古在伊兰汗者同化于波斯,在钦察汗者同化于俄罗斯,在忽必烈汗国者同化于中国,在漠南北者依旧保持他的游牧生活。 一个民族分得很远之后,文野有大差别,在东方的成例依已多,在欧洲、西亚尤其不可胜数了。 daocaorenshuwu.com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 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 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 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 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 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 《鲁颂·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 谭之地望在今济南。 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 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 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 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 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益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 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 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 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 兹分述之: 燕 《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 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 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 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 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 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 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 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 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 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 稻草人书屋 鲁 《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城之原。 《鲁颂·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 其下乃去: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 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 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 《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 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 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 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 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此当为鲁之附庸。 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 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 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周东封与殷遗民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 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 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 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 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 《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 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 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 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 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 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 六步为伐奄,定淮夷。 七步为营成周。 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 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 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 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 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 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 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烨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 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 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 《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 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 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 后来康叔既封于卫[1],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 宋在今黄河南。 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 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 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 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 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 《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 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 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 《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俘维九邑。 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东。” 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 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 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 Grecia)。 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 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 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 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兹更表以明之: www.daocaorenshuwu.com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1]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 《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 案:宁王一词。 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2]见《吕氏春秋·古乐》。

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 《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 《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 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 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 《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 《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顾命》:“庶邦侯、甸、男卫。” 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 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 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 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 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 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 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 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 明公朝至于成周。 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目工,众诸侯,侯田男,合四方命”。 持以拟之《尚书》,《顾命》之“庶邦侯、甸、男卫”者,应作庶邦侯,侯田男,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则诸男也。 “侯甸男卫”者,“侯,侯田男,卫”,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卫也。 “侯甸男邦采卫”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邦域之外而纳采之诸卫也。 《韩诗外传》八,“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 此采之确解也。 “侯甸男邦伯”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 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 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 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 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www.daocaorenshuwu.com 二与《诗》不合。 《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 三与金文不合。 自宋以来著录之金文刻辞无贯称“公侯伯子男”者。 若周公子明诸器刻辞,固与《尚书》相印证,而与五等爵说绝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 上文一二三已证五等爵说既与可信之间接史料即《尚书》《诗》者不合。 又与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记载考之,亦觉不可通。 《顾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以卫侯、毕公、毛公之亲且尊,反列于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于公侯乎?一也。 “曹叔振铎,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于侯之次乎?二也。 郑伯、秦伯,周室东迁所依,勋在王室。 当王室既微,乃反吝于名器,以次于侯之伯酬庸乎?三也。 如此者正不可胜数。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表》所记爵姓,非专据经文,乃并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且旁及他书者。 经文与《左传》固非一事,姑无论《左传》来源之问题如何,其非释经之书,在今日之不守师说着中已为定论。 而杜氏生于魏晋之世,其所凭依今不可得而校订。 故顾栋高此表颇为混乱之结果。 然若重为编订,分别经文、左氏、杜氏三者,则非将此三书作一完全之地名、人名索引不可:此非二三月中所能了事。 故今仍录原文于下,兼附数十处校记。 若其标爵之失,称始封之误,姑不校也。

论所谓五等爵 二、公侯伯子男释字

公,君也。 《尔雅》,“公,君也”,释名同。 《左传》所记,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而群下则称之曰公。 是公君之称,敬礼有小别,名实无二致也。 君,兄也。 《诗·邶鄘卫风·鹑之奔奔》云: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国风之成章,每有颠倒其词,取其一声之变。 而字义无殊者。 此处以君兄相易,其义固已迫近,而考其音声,接近尤多。 《广韵》,君,上平二十文,举云切;兄,下平十二庚,许荣切。 再以况贶诸字从兄声例之。 况、贶均在去声四十一漾,许访切,似声韵均与兄界然。 然今北方多处读音,况、贶诸字每读为溪纽或见纽,而哥字之音则见纽也(唐韵,哥,古俄切)。 《诗》以彊、兄为韵,则兄在古邶音中,必与彊同其韵部。 此在今日虽不过是一种假设,然可惜之连络处正多,今试详之。 公、兄、君、尹、翁、官、哥,皆似名之分化者。 今先列其反切韵部如下,再以图表之: 兄  下平 庚部 许荣切 晓纽 尹  上平 准部 余准切 喻纽 昆  上平 魂部 古浑切 见纽 翁  上平 东部 乌红切 影纽 哥  唐韵    古俄切 见纽 daocaorenshuwu.com 兹将上列各纽部裘以明之: 公、君、兄,已如上所述,至其余诸字之故训,分记如下: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尹 《广雅·释诂》:“尹,官也。” 王氏《疏证》曰:“《尔雅》,‘尹,正也。 ’郭璞注云:‘谓官正也。 ’《周颂·臣工传》云:‘工,官也。 ’《洪范》云:‘师尹惟日。 ’《皋陶谟》云:‘庶尹允谐。 ’《尧典》云:‘允厘百工。 ’”又,尹犹君也。 《左传》隐三年经文,“君氏卒”,《公羊传》《穀梁》作尹氏卒。 《左传》昭二年,“棠君”,《释文》云,君本作尹。 然金文中文之加口虽有时可有可略,而君尹之称实有别异。 如周公子明诸器,“还诸尹,还里君”,盖尹司职,君司土,果原为一字,彼时在施用上已分化矣。 昆 《诗》《左传》《论语》中,用昆为兄之例甚多。 《尔雅·释亲》,亦晜(昆)、兄错用。 翁 《广雅·释亲》:“翁,父也。” 《疏证》:“《史记·项羽纪》云:‘吾翁即若翁。 ’”此以翁为父。 《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 此以翁为泛称老者。 又,汉世公主称翁主,则汉世言翁,实即公矣。 翁字虽有此多义,然尹翁旧字子兄,此翁与兄同义之确证也。 翁与兄同义,并不害其可用于称父。 人每谓父兄为老,而父兄在家亦有其同地位。 父没,兄之权犹父也。 自老孳乳之殊字,可以分称父兄,初无奇异。 如姐,《广雅》以为母也,今则南北人以称其姊。 官 《周礼》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巾车,掌公车之政令,注并云:“公犹官也。” 哥 后起字。 然今俗语含古音甚多,而古字之读音,或反不如。 例如爸之声固近于父之古读,而父之今读反远于父之古读。 循上列诸义,试为其关系之图。 此虽只可作为假设,然提醒处颇多,充而实之,俟异日焉。 公一名在有土者之称谓中,无泛于此者。 王室之元老称公,召公、毛公等是。 王室之卿士邑君称公,刘子、尹子是。 若宋则于公之外并无他号。 伯亦得称公。 《吴语》:“董褐复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 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 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 ’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 吴公先歃,晋侯亚之。” 是伯之称公可布于盟书也,侯在其国皆称公,不特《左传》可以为证,《诗》《书》皆然。 《书·费誓》:“公曰,嗟!”《秦誓》:“公曰,嗟!”子男亦称公。 春秋于许男之葬固书公,不书男。 至于由其孳生之词,如公子,不闻更有侯子、伯子。 然则公者,一切有土者之泛称,并非班爵之号。 宋之称公,缘其为先朝之旧,并非周所封建之侯,而亦不得称王耳,虞、虢之称公,缘其为王甸中大宗。 侯伯子男皆可于其国称公,或约邻国人称之曰公,非僭也。 果其为僭者,何缘自西周之初即如此耶?以公称为僭者,朱人说经之陋,曾不顾及《春秋》本文也。

论所谓五等爵 三、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以上之分析与疏通,义虽不尽新,而系统言之,今为初步。 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结语颇可得而论定焉。 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内所称名号,初义并非官爵,亦非班列。 侯则武士之义,此两类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当然结果。 盖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组织,制则家族,政则戎事,官属犹且世及,何况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与诸国之关系,非同族则姻戚,非姻戚则“夷狄”。 盖家族伦理即政治伦理,家族称谓即政治称谓。 自战国来,国家去宗法而就军国,其时方术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于是班爵禄之异说起焉。 实则“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称,缘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 今于卜辞中侯伯俱见,其义已显,上文叙之已详。 若公则载于《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第三页者二,子、男二字亦均见,特文句残缺,无从得知其确义耳。 三、《春秋》虽断烂,其源实出鲁国,故其称谓一遵鲁国之习惯,与当时盟会之实辞,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 与其谓《春秋》有褒贬之义,毋宁谓其遵鲁国之习耳。 四、男之对侯,子之对伯,一则有隶属之义,一则有庶长之别。 其有等差,固可晓然。 若伯之与侯,侯之于公,实不可徒以为一系统中之差别。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统治者阶级中,家即是国,国即是家。 家指人之众,国指土之疆。 有人斯有土,实一事耳。 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乱。 春秋初年,可称为列国群公子相杀时代,其结果或则大宗之权,落于庶支,例如宋鲁;或则异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齐晋。 晋为军国社会最先成立之国家,其原因乃由于献公前后之尽诛公族。 桓庄之族死于先,献惠之子杀于后。 故自重耳秉政,执政者尽为异姓之卿。 在此情景之下,家国之别,遂判然焉。 孟子以为国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 自家国判然为二事,然后一切官私之观念生,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入“官国”之时期。 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 前此家国非二事也。 《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谓国君之公,非后世所谓公家之公,战国人狃于当时官国之见,以为古者之班爵整严,殊不知古时家、部落、国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 狃于当时家国之分,殊不知殷周本无是也。 狃于当时君臣之义,殊不知古之所谓臣,即奴隶及其他不自由人。 金文中时有锡臣若干人之说;《论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曰,无臣而为有臣,将谁欺?欺天乎?且予死于臣之手也,毋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皆可为证。 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几与君子同列(君子初义本如公子)。 至战国而君臣之间义不合则去。 此类家国之异、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 战国所谓君臣之义,有时即正如殷周时家长与其一家之众之义耳。 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有无此整齐之制,所识虽小,然可借为殷周“家国制”之证,于识当时文化程度,不无可以参考者焉。 www.daocaorenshuwu.com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后曾以大意匆匆写投顾颉刚先生,为顾先生登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 今思之较周,节目自异,然立论所归仍与前同。 附记于此,以标同异。 校稿时补记——盂鼎,“隹殷边侯、田(甸)雩(越)殷正百碎,率于酒,古(故)丧(师)”。 曰“边侯”,则其为斥候之意至显,而“边侯”之称尤与markgraf合。 欢迎到稻草人书屋看书

附录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 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 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厉害,至于使老母发白。 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 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 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 我当年读稽叔夜的信说他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 我日日想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 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稻草人书屋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 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 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 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 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 (以下见《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欢迎到稻草人书屋看书 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 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 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 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 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 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为房中药。 汉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 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 但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 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 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 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 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轩而压倒王氏父子。 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 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 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 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 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 (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 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 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 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地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 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 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 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 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 但它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 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 “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缘故,终不能不臣于他。 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 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此特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 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上,《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号后也未见过)所登的。 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 看来禹的一个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 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 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 《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 《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满酋玄烨谀孝陵的话)。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 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 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 在孟子息邪说、距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 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 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 (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 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 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 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岂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 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 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 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作的。 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 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 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 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 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 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 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它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 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来。 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 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 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 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 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 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 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 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 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 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 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 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 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 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 《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 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 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 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 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 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 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 《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 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 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 文帝最不曾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 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 《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 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 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 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 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 bourgeois之人生观。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 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 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 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 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 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 《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汇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 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 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 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 “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 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 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 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 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欢迎到稻草人书屋看书 (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它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 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它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 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 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 以事为学,不能抽象。 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 《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 “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鲁生的文章。 “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汉儒的议论,是一个汉儒的系统玄学。 这两段截然不同。 至于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段,又和上两者各不同,文辞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 “是为小康”,应直接“舍鲁何适矣”。 现在我们把《礼运》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鲁国之乡曲意味,尚且很大。 是论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规汤武,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其说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传》实指其名的地步。 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偏偏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 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 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不曾说是谁来,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尚是流质呢。 所谈禹的故事,反是争国之首,尤其奇怪。 既不同雅颂,又不如后说,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这个《礼运》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 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 又他的政治观念如“老有所终”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详。 又这篇中所谓礼,实在有时等于《论语》上所谓名。 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礼之大成也”一段,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 bourgeois之Kultur。 至于“呜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论。 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家臣纷纷篡大夫,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 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但看来总在《易·系》之前。 《易·系》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细想。

(二)孔子与六经

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许多云雾。 我自己的感觉如下: 《易》 《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 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附《易》于宋,由这看来,显系后起之说。 而且现在的《易》是所谓《周易》,乾上坤下,是与所谓《归藏》不同。 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订,则传说之出自孔门,绝不会如此之迟,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 且商瞿不见于《论语》,《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 《诗》 以墨子证诗三百篇,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鲁人)。 看《左传》《论语》所引《诗》大同小异,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 孔子于删诗何有焉。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书》 也是如此。 但现在的《今文尚书》,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 现在的今文面目,与其谓是孔子所删,毋宁谓是伏生所删。 终于《秦誓》,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 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书》一望而知其假外,周《书》中恐亦不少。 《礼》《乐》 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 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 现在先别说一句。 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一层一层地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 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 但这话究竟是笑话。 在哀公时代,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 那么,困难又来了。 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 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 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 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总不会没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即令删定,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 在衰败的六朝,虽然穷博士,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 然当天汉盛世,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 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颇为儒生吹吹,使后人觉得“像煞有介事”罢了。 但有时也露了马脚,所谓“主上所戏弄,流俗所轻,优倡之所蓄”也。 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 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 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追加篇,但凭《论语》及别的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 我们说,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诗》《书》而得势,他于《诗》《书》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 他是游谈家的前驱。 游谈家靠有题目,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则为演说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罗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学问,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 然而只是才气过人,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