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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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东西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第三章。
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
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本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
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
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
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工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
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
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
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
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亳—商—殷
(一)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 《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
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
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
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娀”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
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
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
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
婢对曰:“有大气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
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
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
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
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
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
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
自言先祖朱蒙。
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
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
弃之与豕,豕又不食。
弃之于路,牛马避之。
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
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
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
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
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
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
王不听,命之养马。
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
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
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
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
夫余之臣又谋杀之。
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
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
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
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
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
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
生子有圣□□□□□□(原文此处为方框)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
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
浮龟。”
应声即为连
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永乐□(原文此处为方框)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
(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
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
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
及其长,立为太子。
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
’”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
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
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
于是时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
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
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照之,因而有孕。
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
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
后弃之野,鸟覆翼之。
王欲剖之,不能破。
遂还其母。
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
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
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
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
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
王不听,使之养马。
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
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
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
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
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
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
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
衲衣者曰:“名武骨。”
水藻衣者曰:“名默居。”
而不言姓。
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
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
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
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
王薨,朱蒙嗣位)。
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案,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者补订之。
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
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
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
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
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
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
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
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
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
城北青河河伯(青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
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
其女见王,即入水。
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
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
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饭酒大醉,云云。
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
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
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
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
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
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
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
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
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
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惟在所试。”
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
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
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
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
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醉),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
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
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
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
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惟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
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
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
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
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
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
基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
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
啼声甚伟,骨表英奇。
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
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
使人置之马牧。
群马不践。
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
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
生未经月,言语并实。
谓母曰:“群蝇
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
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
扶余谓善射曰朱蒙。
年至长大,才能兼备。
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
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惟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
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
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
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
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
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
“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
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驿马跳过二丈之栏。
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
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
朱蒙得之,拔其针加
云。
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
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
言讫,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
良久,追兵至。
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
朱蒙临别,不忍暌违。
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
乃裹五谷种以送之。
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
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
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
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
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
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
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
(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
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
(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
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
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
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
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
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闼门。)周约八十里。
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
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
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
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
此三江中每出珠宝。
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
(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
满洲源流。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湖里。
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
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
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
告二姊日:“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
遂别去。
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
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
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
言讫,忽不见。
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
彼时长白山东南鳖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
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
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
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
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
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
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
因将母所属之言,详告之。
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
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
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
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
(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
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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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项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
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
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
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
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入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
《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是谓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遂生商祖。
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
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1]
乙 《诗·商颂》:“宅殷土芒芒。”
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
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曰殷虚,殷虚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
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
《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
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
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
然则殷即郼,郼、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
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
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
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
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目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
韦者,一曰豕韦,《左传》哀二十四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
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
《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
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
其实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
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沇、卫、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
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
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
以如此早之一代,竞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
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
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2]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 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
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
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
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虏去做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
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徒营班禄,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3]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二、夏迹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
(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
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
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
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
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
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
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
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
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
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
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
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1)见于《左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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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丘 僖三十一,“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
’公命祀相。
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 僖三十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风雨也”。
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 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
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
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
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
“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
“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 僖二十八,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
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
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 斟寻 襄四,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
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
(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
杜释此之误显然。
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 襄二十二,“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
四月,又朝以听事期”。
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
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
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汙,此卫地,又近戚田。”
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
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
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
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 襄二十六,“子仪之乱,析公奔晋。
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
郑于是不敢南面。
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 昭元,“夏有观扈”。
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
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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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 昭元,“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
日寻干弋,以相征讨。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
’”杜曰:“大夏,晋阳也。”
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
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三、夏夷交胜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
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
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
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作夷。
《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
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
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
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
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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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于《左传》者
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公曰:“后羿何如。”
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
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予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
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靡奔有鬲氏。
(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
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及豷。
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
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
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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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
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琳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
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昭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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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
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惎浇能,戒之。
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南宫适间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3)见于《楚辞》者
羿淫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离骚》)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天问》)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
羿持弓矢,凿持盾。
一曰戈。
(《海外南经》。
按一曰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非仁羿莫能上。
(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形近故致误。
(5)见于《吕氏春秋》者
四、诸夷姓
诸夏所在既如上章所述,与之对峙之诸夷,乃并不如诸夏之简单,所谓“夷”之一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详考,然各夷姓有一相同之处,即皆在东方,淮济下流一带。
现将古来为人称为夷者各族,或其子孙列为东夷者,或其地望正所谓夷地者,分别疏解如下。
(一)太皞之族
太皞与太昊为一辞,古经籍多谓即是伏羲氏,或作包牺氏。
关于太皞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传》僖二十一:“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
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
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杜云:“四国,伏羲之后。
任,今任城县也。
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
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
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
按,杜释有济误。
有济正如有夏有殷,乃是古国名,四国其后,或其同姓耳。
又昭十七:“太皞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
又同年:“陈,太皞之虚也。
《论语》:“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为?’”按,此足证颛臾本为鲁之附国。
《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按,《御览》七百二十引《帝王世纪》与此大同,惟“作结绳”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此异。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
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
作瑟三十六弦。
燧人氏没,庖牺代之,继天而王。
首德于木,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
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后世音谬,故或谓之宓牺。”
(《御览》七十八引作《皇王本纪》。
自此以下皆据宋翔凤辑本。)
又:“太皞帝庖牺氏,风姓也。
母曰华胥。
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
有盛德,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皞。”
(《礼记·月令正义》引)
又:“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
一号女希,是为女皇。
其末,有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
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皆袭庖牺之号。
又:“庖牺氏作八卦。
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
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
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
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古史考》:“伏羲作瑟。”
(《毛诗谱序正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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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庖牺作易,弘开大道。”
(《书钞·帝王部》引)
综合上列诸说,归纳之可得下之二事。
一、太皞族姓之国部之分配,西至陈,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
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于淮济间之族姓。
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供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
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人所贱。
在周代虽居采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二)少皞之族
关于少昊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昭十七:“郯子来朝,公与之宴。
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五鸠,鸠民者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按,此乃古代之图腾制。
古代称图腾曰“物”,别说详。)
昭二十九:“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
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
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杜云,穷桑地在鲁北。
按,即空桑。
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据此,知曲阜为少皞氏之本邑。
《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
母曰女节。
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
是为玄嚣,降居江水。
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或谓之穷桑。
帝以金承上……故称少昊,号金天氏。”
(引见《御览》七十九)
《古史考》曰:“穷桑氏,赢姓也。
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太平御览·帝王部》引)
《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
综合以上所记,除其矛盾处以外,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
太皞少皞皆是部族名号,不是个人私名,在古代记载上本甚明白。
所谓伏牺氏、金天氏者,亦非能名之于一人者。
至战国末汉初年之易系,始有“尧舜氏”一类的名词。
然“尧舜氏”亦是统指一派,而非单指一人。
氏本为部类家族之义,《左传》及其他古籍皆如此用。
至于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
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大康、少康。
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
且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己、偃、允四著姓,当是少皞之族代太皞之族而居陈鲁一带。
大皞族之孑遗,仅存大山之南,为零数小部落,而少皞一族,种姓蕃衍。
春秋所谓淮夷,每从其姓,商末所谓奄人,亦是嬴姓。
且秦赵之祖,皆称嬴姓,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的了。
今分述少皞四姓于下。
嬴。
嬴姓国今可考者有商末之奄,淮夷之徐,西方之秦、赵、梁。
(《左传》僖十七年,“梁嬴孕过期”)中原之葛,(僖十七,“葛嬴”)东南之江、黄。
(《史记索隐》引《世本》)据《史记》,伯翳(按,即伯益,详下)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
(《世本》同)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人于西戎。
《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
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士,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
《史记》载嬴氏之西封如下:
《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按,颛顼在古帝系统中应属东系,说别详。)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
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东夷之传说,辨详上文)。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
女华生大费,专禹平水土。
已成,帝锡玄圭。
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工,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
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按,此即皋陶谟之伯益故事)。
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氐(按,此即所谓少嗥以鸟纪官)。
二曰若木,实费氏(按,鲁有费邑,见《左传》《论语》,当即费氏之故居。
曲阜为少皞之墟,费氏之居去之不远也)。
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此盖汤创业时,先服东夷,后克夏后,故费昌在汤部队中)。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帝太戊闻雨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此盖殷人拓土西陲,东夷之费氏为之守戍,遂建部队于西陲)。
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惧以材为事殷纣。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坛霍大山而救。
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股乱,赐尔石棺。
’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蜚廉复有子曰季胜。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赵策》:“智伯之赵,请皋狼之地。”
益智伯自大,故请人之皋狼。
在汉为县。
曰“宅皋狼”者,谓居于皋狼也)。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造父以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
耳之驷。
西巡狞,乐而忘归。
徐偃玉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
缪王以赵域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
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恶来革者,蜚廉子业,早死,有子曰女防。
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
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
渭之间,马大蕃息。
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
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我戎胥轩妻,生中潏。
以亲故,归周,保西垂。
西垂以其故和睦。
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
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
’(按,周人惯称殷人曰戎,“戎商必克”,“殪戎殷”,皆其证。
则称胥轩为戎者,当亦因其为东方族类也。
嬴姓〔费氏〕为商人置之西垂后,婚于西戎之姜姓,〔申为姜姓,则郦山氏亦当为姜姓。
〕所生之子,在殷周之未,以母系故,归顺周人。
所谓“西垂和睦”者,此其义也。)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
’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
(按,秦史记未与六国同亡,太史公书所记秦之先世必有所本,旦此说正与少皞之其他传说相合,纵使秦有冒充之嫌,其由来已久矣。)
《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
至中衍,为帝大戊御。
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
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
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
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
耳献之缪王。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按,伯翳即伯益(说前详)。
伯益与夏有争统之事,其人亦号有平水土之功,已见上文论夷夏交胜一章中,此亦嬴为东夷姓之一证。
又《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
所谓熊者,或是楚之同族(按楚芈姓,而其王名皆曰熊某。
金文中熊作酓),所谓盈者,当即嬴之借字。
又,宣八年《左传》经文,“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经文皆作“熊氏”“顷熊”,因此近人有疑熊嬴为一名者。
然楚王号之熊字本借字,其本字在金文为酓,不可强比。
《作雒解》熊嬴并举,不可以为一。
且果熊嬴是一姓者,《郑语》详述祝融八姓,不应略此重事,反曰“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
从此可知嬴熊二词同源之说之无根。
果此说不误,则《书》所谓践奄,即《逸周书》所谓略盈族也。
此固未可谓为确证,然求之地望,按之传说,差为近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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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秦本纪·赞》记嬴姓诸氏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
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此亦东方之徐郯、西方之秦赵,同出一祖之证。
己。
按,己本祝融八姓之一。
然《世本》云:“莒己姓。”
(隐二正义引)杜预云:“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也。”
(昭十七注)又云:“莒嬴姓,少昊之后。
周武王封兹舆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
《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
(隐二正义引杜预《世族谱》)据此,祝融八姓之己与莒国之己本非一源,不可混为一事。
莒之中道改姓,殊费解。
按之文七年《左传》,“穆伯娶于莒,曰戴己”,是莒己姓有明证,改姓之说,虽或由于“易物”,究不能证明或反证之。
今应知者,所谓己姓,不出同一之祖,或祖祝融,或祖少皞,或祖黄帝。
下文之表,但以祖少皞者为限。
偃。
皋陶之后为偃姓,偃姓与嬴姓之关系,可以皋陶与少皞之关系推求之。
自《列女传》曹大家注,以为“皋陶之子伯益”(《诗·秦风》疏引),郑玄以为“伯翳实皋陶之子”(《诗谱·秦风》),王符以为“皋陶……其子伯翳”(《潜夫论·氏姓》),此说在后世著书者遂多所尊信。
梁玉绳详辨此说之非(《史记志疑》十九,《人表考二,许繇下》),其所举证多近理,至其举《左传》臧文仲皋陶庭坚不祀之叹,以证徐秦之不祖皋陶,即皋陶非伯益之父,尤为确不可易。
然古代传说中既有此盛行之一说,自当有所本,盖“皋益同族而异支”(梁玉绳语),以族姓论,二者差近;以时代论,皋陶氏略先于伯益。
后世之追造《世本》者(周末此风甚炽,帝系即如此出来者),遂以为伯益父皋陶矣。
今固不当泥于皋陶为伯益父之说,同时亦当凭此传说承认偃嬴二宗,种姓上有亲属关系。
然则皋陶之皞,当即大皞、少皞之皞,曰皋陶者,皋为氏,陶为名,犹丹朱商均,上字是邑号,下字是人名。
《易林》需之大畜称之曰陶叔,足证陶为私名。
《路史·后纪七》云:“封之于皋,是曰皋陶。”
(按,《路史》卖弄文词而不知别择,好以己意补苴旧文,诚不可据。
然宋时所见古书尚多,《世本》等尚未佚,《路史》亦是一部辑佚书,只是书辑得不合法度而已,终不当尽屏而不取。)此说或有所本,亦可为此说之一旁证。
皋陶之裔分配在英六群舒之地,似去徐州嬴姓较远,然若信皋陶之陶,即少皞之皞,又知周初曾压迫熊盈(即嬴)之族,所谓平淮夷,惩舒人,皆对此部类用兵者,则当知此部类古先所居,当较其后世所居偏北,少嗥之虚,未尝不可为皋陶之邑。
续表
以上所列,但以见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者为限,《潜夫论》所举亦略采及,至于《姓纂》《唐宰相世系表略》等书所列,材料既太后又少有头绪,均不列入。
据上表,足知少皞后世之嬴姓一支(宗少皞之己姓国在内)分配在今山东南境、河南东端,南及徐州一带。
殷代有奄,为大国。
有费,鲁公灭之。
益鲁地本嬴姓本土,所谓“奄有龟蒙,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是指周人略嬴族之故事。
因周人建国于奄土,嬴姓乃南退保淮水,今徐州一带。
及周人势力稍衰,又起反抗,西伐济河。
周人只能压迫之,却不能灭之,故曰“徐方不回,三日旋归”,可见是灭不了的。
入春秋,徐始式微,而殷人所置嬴姓在西土者,转而强大,其一卒并天下。
其别系偃姓在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隅以及湖北东境者,当亦西周时淮夷部队中人,入春秋,为楚所并。
夏商虽有天下,其子孙犹不若此之延绵。
若东方人作三代系统,必以之为正统无疑。
此外,“夷”名号下之部落,有有穷后羿,即所谓夷羿,说已见前。
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
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见祝融八姓篇,今俱不入此文。
又殷有所谓人方者,似不如释作夷方,其地不知在何处。
董彦堂先生示我甲骨文一片,其词云“……在二月,在齐
,隹王来正人方”,是夷方当在济水流域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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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部族国邑皆曾为人呼之曰夷,或其后世为人列于夷之一格中。
综合其区域所包括,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
这个分布在东南的一大片部族,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这里边的部族,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娶用火食之传说。
如少嗥,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
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
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殷人本非夷族,而抚有夷之人民土地,故《吕览》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虽到宋襄公,还是忘不了东夷,活活地牺牲了夏代的后人以取悦于东夷。
殷曾部分地同化于夷,逸书曰“纣越厥夷居而不事上帝”,似乎殷末已忽略其原有之五方帝的宗教,改从夷俗,在亡国时飞廉恶来诸夷人犹为之死。
周武王灭商之后,周公之践奄憨熊盈国,鲁公成王之应付“淮夷徐戎并兴”,仍全是夷夏交争之局面,与启益间、少康羿浞间之斗争,同为东西之斗争。
西周盛时,徐能西伐济于河,俨然夷羿陵夏之风势。
然经籍中所谓虞夏商周之四代,并无夷之任何一宗,这当是由于虞夏商周四代之说,乃周朝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
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
所谓“裔(疑即衣〔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
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何若,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却实在不少。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四岳为姜姓之祖,亦是另一部落。
非一庭之君臣,乃异族之酋长。
说详姜姓篇)。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
“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
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
只是夷夏列国列族的地望世系尚不尽失,所以我们在今日尚可从哲学家的综合系统中,分析出族部的多元状态来。
五、总结上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局面。
随便看一个有等高线的中国地图,例如最近《申报》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著的《中国分省图》,不免觉得黄河下流及淮济流域一带,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有个根本的地形差别。
这样东边的一大片,是个水道冲积的大平原,除山东半岛上有些山地以外,都是些一二百米以下的平地,水道改变是极平常的事;若非用人工筑堤防,黄河直无水道可言。
西边的一大片是些夹在山中的高地,城市惯分配在河流的两岸。
平汉铁路似乎是这个东西地形差别的好界线,不过在河南省境内郑州以下东平原超过平汉线西面几百里,在湖北情形更不整齐了。
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
北边有热、察两省境的大山做屏障,只是这些山脉颇有缺口,山外便是直把辽洮平原(外国书中所谓满洲平原)经天山北路直到南俄罗斯平原连作一气的无障大区域,专便于游牧人生活的。
东平原本有她的姊妹行,就是辽洮平原,不过两者中间以热河山地之限制,只有沿海一线可通,所以本来是一个的,分而为不断的两个了。
辽洮平原与东平原的气候颇有差别,这个差别在初期农业中很有意义的,但此外相同处远在东平原与任何平原之上。
东平原如以地平论,南端可以一直算到浙西,不过南渡淮水不远,雨量也多了,溪沼也多了,地形与地利全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的东平原中可有淮南,却不能有江北。
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之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
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
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的意义上也最重要。
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下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
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
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
有洮湟区,是昆仑山脚下的高地。
在关中之北,过了洛水的上游,又是大块平的高原了。
这大高原在地形上颇接近蒙古高原,甚便于游牧人,如无政治力量,阴山是限不住胡马的。
在这三片之南,过了秦岭山脉,便是汉水流域。
汉水流域在古代史上大致可分汉中、江汉、汉东三区。
就古代史的意义说,汉水是长江的正原,不过这一带地方,因秦岭山脉之隔绝,与我们所谓西高地系者不能混为一谈。
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
山中虽不便农业,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会发展上很有帮助的,陵谷的水草是便于畜牧的。
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
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它是近水楼台。
人类的住家不能不依自然形势,所以在东平原区中好择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东方地名多叫作丘。
在西高地系中好择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
在前四章中,我们把夷夏殷的地望条理出来,周代之创业岐阳又是不用证的。
现在若把他们分配在本章的东西区域,我们可说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
同在东区之中,殷与夷又不同。
诸夷似乎以淮济间为本土,殷人却是自北而南的。
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或是从东北来的,自是可以辨论的问题,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如太史公所说。
他们南向一过陇海线,便向西发展,一直伸张到陕甘边界或更西。
夷人中,虽少皞一族,也不曾在军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
但似乎人口非常众多,文化也有可观。
殷人所以能建那样一个东起辽海西至氏羌的大帝国,也许是先凭着蓟辽的武力,再占有淮济间的经济与人力,所以西向无敌。
同在西系之中,诸夏与周又不尽在一处。
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
周在初步发展时,所居比夏更西,但他们在东向制东平原区时,都以雒邑为出口,用同样的形势临制东方(夏都洛阳说,考见《求古录·礼说》)。
姜原 一、姜之世系
《左传》一部书是如何成就的,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断定;但,一、必不是《春秋》的传;二、必与《国语》有一亲密的关系;则除去守古文家法者外,总不该再怀疑了。
《国语》《左传》虽是混淆了的书,但确也是保存很多古代史料的书。
例如古代世系,这书中的记载很给我们些可供寻思的材料。
世系的观念它们有,它们又有神话,结果世系和神话混为一谈。
民族的观念,它们没有,但我们颇可因它们神话世系的记载寻出些古代的民族同异的事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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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
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
(《晋语》四)
姜嬴荆羋,实与诸姬代相干也。
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后也。
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
周衰,其将至矣!(《郑语》)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
,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
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闲之。
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
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周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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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鲁语》上)
齐许申吕由太姜。
(《周语》中)
又《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为姜嫄”。
《诗·鲁颂·
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则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
根据上列记载,可得下列之表。
姜原 二、姜之地望
在西周封建的事迹中,有一件事很当注意者,就是诸侯的民族不必和他所治的民族是一件事。
譬如勾吴,那地方的人民是断发文身的,而公室是姬姓;晋,那地方的人民是唐国之遗,而公室是姬姓;虞,那地方是有虞,而公室又是姬姓。
齐之民族必是一个特异的民族,可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传记所载齐人宗教之迹为证,但公室乃是四岳之后,后来又是虞之后了。
认清这件事实,然后可以不根据齐民族之特异,论到姜姓之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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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姓国见之于载记者,有下列数国。
申
吕 或作甫
以上所谓四岳国,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镜山中。
姜戎(《左传》襄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知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
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
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
齐 《国语》,齐许申吕由太姜
纪
向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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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莱在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中列外姜姓,然此说实可疑。
其言曰:“《襄二年》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
’是莱亦齐同姓国也。”
案:莱子非宗妇,何以召及莱子,而莱子必会?或因莱子夫人是姜姓,故莱子必会乎?(惟“宗妇”寻常之解并不如是耳)此说若确,则莱非姜姓。
又,《史记》:“莱人,夷也,与齐争国。”
然则果是姜姓。
亦当是后来齐国所分植。
以上五国皆在山东境,纪州莱皆环齐,为之邻者。
姜 据古本《竹书纪年》宣王时戎人灭姜侯之邑,引见《后汉书·西羌传》。
准以芈曹等皆为先代国名后代姓号之例,姜之为姓必原是国名,惟此姜侯是否姜姓,或是他族封建于其地者,则不可考。
综合上举《国语》《左传》之记载,知姜之所在有两个区域。
一再今河南西境,所谓四岳之后者,一在今山东东境。
然河南西境必是四岳之本土,此可以“齐许申吕由太姜”,及“太公封于营邱,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诸说证之。
齐本是由四岳国里出来的,望伋两代仍用吕称(《书·顾命》齐侯吕伋)。
若齐旁诸姜,当是齐之宗姓分封者,姜之先世为四岳,四岳之地如可确定,则姜为何处的民族,可以无疑问了。
有把四岳当作人的,例如战国、秦汉间之《尧典》;又有把四岳当作岱宗等四山的,例如杜预注《左传》。
但四岳实是岳山脉中的四座大山,四岳之国便是这些山里的部落。
《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毛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
岳,四岳也。”
那么,申甫一带的山即是四岳了。
同篇下文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这是说申境向南移。
其向南移的地方在谢,其差在北的地方可以推想。
又《诗·王风·扬之水》说:
扬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如此看来,申、甫、许在一块儿。
许之称至今未改,申又可知其后来在谢,则申许吕之地望大致可知了。
《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
可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县故申伯国”,《水经注》“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诸说,当不误。
然姜之大原实在许谢迤西大山所谓“九州”之中。
《郑语》:“谢西之九州何如?”可知谢西之域名九州。
《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
杜注,三涂在陆浑县南(今嵩县);阳城在阳城县(今登封县)东北;大室在河南阳城县西北;荆山在新城沶乡县(今湖北郧阳一带与河南之界)南;中南在始平武功县(今武功县)西。
然则九州志区域正是现在豫西渭南群山中,四岳亦在此九州内,并非岱宗等四山。
姜原 三、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姜与姬是姻戚,关系极复杂,上文已经说了。
若姜姓者在西周的事迹,则公望申伯为大,与西周兴亡颇有关系。
公望佐周,《诗经》有证。
《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
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又,齐侯吕伋在成昭间犹为大臣。
《书·顾命》:“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申伯在西周末极有势力,《崧高》一篇可以为证。
《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
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这虽是作为预言写的,其实还是后人追记宗周亡的事实。
周兴有公望为佐,周亡于申祸:姜之与姬,终始有关系也。
姜原 四、姜羌为一字
周代的习俗,“男子称氏,女子称姓”。
姓非男子所称,乃是女子所专称,所以姓之字多从女。
金文中姬姜异文甚多,然无一不从女。
《说文》标姓皆从女。
后人有以为这是姓由母系的缘故,这实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错误。
假令中国古代有母统制度,必去殷周之际已极远,文字必不起于母统时代之茫味。
知女子称姓,则姓从女之义并不足发奇想的。
女子称姓之习惯,在商代或者未必这样谨严。
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
照这个例,则殷墟文字中出现羌字之从人,与未出现从女之姜字,在当时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别。
到后来男女的称谓不同,于是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沿而为二了。
不够汉晋儒者还是知道羌即是姜的。
但,姜羌之同,是仅仅文字上的一名之异流呢,或者种族上周姜汉羌是一事?照《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则范晔认姜羌为一事。
范晔虽是刘宋人。
但范氏《后汉书》仅是文字上修正华氏、司马氏的,这话未必无所本。
且《西羌传》中所记事,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东向西移的,而秦之强盛尤与羌之西去又关系。
这话正和《左传》襄十四年姜戎子的一段话是一类的事。
那么,汉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看来像是如此。
不过羌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只以地望衔接的关系,被汉人一齐呼作羌罢了。
姜之一部分在殷周之际为中国侯伯,而其又一部分到后汉一直是戎狄,这情形并不奇怪。
南匈奴在魏晋时已大致如汉人,北匈奴却跑得不知去向。
契丹窃据燕云,同于汉化,至今俄夷以契丹为华夏之名,其本土部落至元犹繁。
女真灭辽毒宋,后来渡河南而南自称中州,其东海的部落却一直保持到现在;虽后来建州又来荼毒中夏,也还没有全带进来。
蒙古在伊兰汗者同化于波斯,在钦察汗者同化于俄罗斯,在忽必烈汗国者同化于中国,在漠南北者依旧保持他的游牧生活。
一个民族分得很远之后,文野有大差别,在东方的成例依已多,在欧洲、西亚尤其不可胜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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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
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
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
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
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
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
《鲁颂·
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
谭之地望在今济南。
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
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
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
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
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益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
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
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
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
兹分述之:
燕 《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
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
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
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
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
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
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
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
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
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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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城之原。
《鲁颂·
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
其下乃去: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
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
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
《
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
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
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
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
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此当为鲁之附庸。
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
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
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周东封与殷遗民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
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
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
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
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
《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
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
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
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
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
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
六步为伐奄,定淮夷。
七步为营成周。
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
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
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
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
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
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
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烨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
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
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
《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
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
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
后来康叔既封于卫[1],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
宋在今黄河南。
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
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
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
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
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
《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
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
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
《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俘维九邑。
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东。”
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
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
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 Grecia)。
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
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
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
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兹更表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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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1]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
《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
案:宁王一词。
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2]见《吕氏春秋·古乐》。
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
《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
《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
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
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
《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
《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顾命》:“庶邦侯、甸、男卫。”
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
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
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
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
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
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
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
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
明公朝至于成周。
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目工,众诸侯,侯田男,合四方命”。
持以拟之《尚书》,《顾命》之“庶邦侯、甸、男卫”者,应作庶邦侯,侯田男,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则诸男也。
“侯甸男卫”者,“侯,侯田男,卫”,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卫也。
“侯甸男邦采卫”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邦域之外而纳采之诸卫也。
《韩诗外传》八,“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
此采之确解也。
“侯甸男邦伯”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
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
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
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
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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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诗》不合。
《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
三与金文不合。
自宋以来著录之金文刻辞无贯称“公侯伯子男”者。
若周公子明诸器刻辞,固与《尚书》相印证,而与五等爵说绝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
上文一二三已证五等爵说既与可信之间接史料即《尚书》《诗》者不合。
又与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记载考之,亦觉不可通。
《顾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以卫侯、毕公、毛公之亲且尊,反列于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于公侯乎?一也。
“曹叔振铎,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于侯之次乎?二也。
郑伯、秦伯,周室东迁所依,勋在王室。
当王室既微,乃反吝于名器,以次于侯之伯酬庸乎?三也。
如此者正不可胜数。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表》所记爵姓,非专据经文,乃并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且旁及他书者。
经文与《左传》固非一事,姑无论《左传》来源之问题如何,其非释经之书,在今日之不守师说着中已为定论。
而杜氏生于魏晋之世,其所凭依今不可得而校订。
故顾栋高此表颇为混乱之结果。
然若重为编订,分别经文、左氏、杜氏三者,则非将此三书作一完全之地名、人名索引不可:此非二三月中所能了事。
故今仍录原文于下,兼附数十处校记。
若其标爵之失,称始封之误,姑不校也。
论所谓五等爵 二、公侯伯子男释字
公,君也。
《尔雅》,“公,君也”,释名同。
《左传》所记,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而群下则称之曰公。
是公君之称,敬礼有小别,名实无二致也。
君,兄也。
《诗·邶鄘卫风·鹑之奔奔》云: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国风之成章,每有颠倒其词,取其一声之变。
而字义无殊者。
此处以君兄相易,其义固已迫近,而考其音声,接近尤多。
《广韵》,君,上平二十文,举云切;兄,下平十二庚,许荣切。
再以况贶诸字从兄声例之。
况、贶均在去声四十一漾,许访切,似声韵均与兄界然。
然今北方多处读音,况、贶诸字每读为溪纽或见纽,而哥字之音则见纽也(唐韵,哥,古俄切)。
《诗》以彊、兄为韵,则兄在古邶音中,必与彊同其韵部。
此在今日虽不过是一种假设,然可惜之连络处正多,今试详之。
公、兄、君、尹、翁、官、哥,皆似名之分化者。
今先列其反切韵部如下,再以图表之:
兄 下平 庚部 许荣切 晓纽
尹 上平 准部 余准切 喻纽
昆 上平 魂部 古浑切 见纽
翁 上平 东部 乌红切 影纽
哥 唐韵 古俄切 见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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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上列各纽部裘以明之:
公、君、兄,已如上所述,至其余诸字之故训,分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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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广雅·释诂》:“尹,官也。”
王氏《疏证》曰:“《尔雅》,‘尹,正也。
’郭璞注云:‘谓官正也。
’《周颂·臣工传》云:‘工,官也。
’《洪范》云:‘师尹惟日。
’《皋陶谟》云:‘庶尹允谐。
’《尧典》云:‘允厘百工。
’”又,尹犹君也。
《左传》隐三年经文,“君氏卒”,《公羊传》《穀梁》作尹氏卒。
《左传》昭二年,“棠君”,《释文》云,君本作尹。
然金文中文之加口虽有时可有可略,而君尹之称实有别异。
如周公子明诸器,“还诸尹,还里君”,盖尹司职,君司土,果原为一字,彼时在施用上已分化矣。
昆 《诗》《左传》《论语》中,用昆为兄之例甚多。
《尔雅·释亲》,亦晜(昆)、兄错用。
翁 《广雅·释亲》:“翁,父也。”
《疏证》:“《史记·项羽纪》云:‘吾翁即若翁。
’”此以翁为父。
《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
此以翁为泛称老者。
又,汉世公主称翁主,则汉世言翁,实即公矣。
翁字虽有此多义,然尹翁旧字子兄,此翁与兄同义之确证也。
翁与兄同义,并不害其可用于称父。
人每谓父兄为老,而父兄在家亦有其同地位。
父没,兄之权犹父也。
自老孳乳之殊字,可以分称父兄,初无奇异。
如姐,《广雅》以为母也,今则南北人以称其姊。
官 《周礼》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巾车,掌公车之政令,注并云:“公犹官也。”
哥 后起字。
然今俗语含古音甚多,而古字之读音,或反不如。
例如爸之声固近于父之古读,而父之今读反远于父之古读。
循上列诸义,试为其关系之图。
此虽只可作为假设,然提醒处颇多,充而实之,俟异日焉。
公一名在有土者之称谓中,无泛于此者。
王室之元老称公,召公、毛公等是。
王室之卿士邑君称公,刘子、尹子是。
若宋则于公之外并无他号。
伯亦得称公。
《吴语》:“董褐复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
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
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
’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
吴公先歃,晋侯亚之。”
是伯之称公可布于盟书也,侯在其国皆称公,不特《左传》可以为证,《诗》《书》皆然。
《书·费誓》:“公曰,嗟!”《秦誓》:“公曰,嗟!”子男亦称公。
春秋于许男之葬固书公,不书男。
至于由其孳生之词,如公子,不闻更有侯子、伯子。
然则公者,一切有土者之泛称,并非班爵之号。
宋之称公,缘其为先朝之旧,并非周所封建之侯,而亦不得称王耳,虞、虢之称公,缘其为王甸中大宗。
侯伯子男皆可于其国称公,或约邻国人称之曰公,非僭也。
果其为僭者,何缘自西周之初即如此耶?以公称为僭者,朱人说经之陋,曾不顾及《春秋》本文也。
论所谓五等爵 三、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以上之分析与疏通,义虽不尽新,而系统言之,今为初步。
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结语颇可得而论定焉。
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内所称名号,初义并非官爵,亦非班列。
侯则武士之义,此两类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当然结果。
盖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组织,制则家族,政则戎事,官属犹且世及,何况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与诸国之关系,非同族则姻戚,非姻戚则“夷狄”。
盖家族伦理即政治伦理,家族称谓即政治称谓。
自战国来,国家去宗法而就军国,其时方术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于是班爵禄之异说起焉。
实则“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称,缘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
今于卜辞中侯伯俱见,其义已显,上文叙之已详。
若公则载于《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第三页者
二,子、男二字亦均见,特文句残缺,无从得知其确义耳。
三、《春秋》虽断烂,其源实出鲁国,故其称谓一遵鲁国之习惯,与当时盟会之实辞,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
与其谓《春秋》有褒贬之义,毋宁谓其遵鲁国之习耳。
四、男之对侯,子之对伯,一则有隶属之义,一则有庶长之别。
其有等差,固可晓然。
若伯之与侯,侯之于公,实不可徒以为一系统中之差别。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统治者阶级中,家即是国,国即是家。
家指人之众,国指土之疆。
有人斯有土,实一事耳。
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乱。
春秋初年,可称为列国群公子相杀时代,其结果或则大宗之权,落于庶支,例如宋鲁;或则异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齐晋。
晋为军国社会最先成立之国家,其原因乃由于献公前后之尽诛公族。
桓庄之族死于先,献惠之子杀于后。
故自重耳秉政,执政者尽为异姓之卿。
在此情景之下,家国之别,遂判然焉。
孟子以为国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
自家国判然为二事,然后一切官私之观念生,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入“官国”之时期。
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
前此家国非二事也。
《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谓国君之公,非后世所谓公家之公,战国人狃于当时官国之见,以为古者之班爵整严,殊不知古时家、部落、国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
狃于当时家国之分,殊不知殷周本无是也。
狃于当时君臣之义,殊不知古之所谓臣,即奴隶及其他不自由人。
金文中时有锡臣若干人之说;《论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曰,无臣而为有臣,将谁欺?欺天乎?且予死于臣之手也,毋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皆可为证。
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几与君子同列(君子初义本如公子)。
至战国而君臣之间义不合则去。
此类家国之异、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
战国所谓君臣之义,有时即正如殷周时家长与其一家之众之义耳。
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有无此整齐之制,所识虽小,然可借为殷周“家国制”之证,于识当时文化程度,不无可以参考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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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后曾以大意匆匆写投顾颉刚先生,为顾先生登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
今思之较周,节目自异,然立论所归仍与前同。
附记于此,以标同异。
校稿时补记——盂鼎,“隹殷边侯、田(甸)雩(越)殷正百碎,率
于酒,古(故)丧
(师)”。
曰“边侯”,则其为斥候之意至显,而“边侯”之称尤与markgraf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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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
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
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厉害,至于使老母发白。
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
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
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
我当年读稽叔夜的信说他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
我日日想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
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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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
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
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
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
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
(以下见《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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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
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
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
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
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
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为房中药。
汉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
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
但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
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
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
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
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
轩而压倒王氏父子。
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
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
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
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
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
(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
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
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
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地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
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
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
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
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
但它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
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
“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缘故,终不能不臣于他。
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
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此特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
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上,《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号后也未见过)所登的。
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
看来禹的一个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
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
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
《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
《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满酋玄烨谀孝陵的话)。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
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
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
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
在孟子息邪说、距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
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
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
(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
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
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
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岂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
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
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
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作的。
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
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
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
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
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
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
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它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
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来。
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
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
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
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
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
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
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
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
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
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
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
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
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
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
《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
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
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
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
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
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
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
《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
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
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
文帝最不曾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
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
《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
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
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
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
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 bourgeois之人生观。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
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
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
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
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
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
《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汇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
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
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
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
“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
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
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
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
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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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它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
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它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
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
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
以事为学,不能抽象。
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
《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
“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鲁生的文章。
“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汉儒的议论,是一个汉儒的系统玄学。
这两段截然不同。
至于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段,又和上两者各不同,文辞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
“是为小康”,应直接“舍鲁何适矣”。
现在我们把《礼运》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鲁国之乡曲意味,尚且很大。
是论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规汤武,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其说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传》实指其名的地步。
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偏偏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
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
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不曾说是谁来,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尚是流质呢。
所谈禹的故事,反是争国之首,尤其奇怪。
既不同雅颂,又不如后说,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这个《礼运》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
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
又他的政治观念如“老有所终”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详。
又这篇中所谓礼,实在有时等于《论语》上所谓名。
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礼之大成也”一段,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 bourgeois之Kultur。
至于“呜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论。
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家臣纷纷篡大夫,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
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但看来总在《易·系》之前。
《易·系》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细想。
(二)孔子与六经
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许多云雾。
我自己的感觉如下:
《易》 《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
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附《易》于宋,由这看来,显系后起之说。
而且现在的《易》是所谓《周易》,乾上坤下,是与所谓《归藏》不同。
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订,则传说之出自孔门,绝不会如此之迟,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
且商瞿不见于《论语》,《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
《诗》 以墨子证诗三百篇,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鲁人)。
看《左传》《论语》所引《诗》大同小异,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
孔子于删诗何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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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也是如此。
但现在的《今文尚书》,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
现在的今文面目,与其谓是孔子所删,毋宁谓是伏生所删。
终于《秦誓》,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
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书》一望而知其假外,周《书》中恐亦不少。
《礼》《乐》 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
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
现在先别说一句。
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一层一层地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
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
但这话究竟是笑话。
在哀公时代,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
那么,困难又来了。
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
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
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
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总不会没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即令删定,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
在衰败的六朝,虽然穷博士,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
然当天汉盛世,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
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颇为儒生吹吹,使后人觉得“像煞有介事”罢了。
但有时也露了马脚,所谓“主上所戏弄,流俗所轻,优倡之所蓄”也。
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
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
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追加篇,但凭《论语》及别的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
我们说,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诗》《书》而得势,他于《诗》《书》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
他是游谈家的前驱。
游谈家靠有题目,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则为演说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罗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学问,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
然而只是才气过人,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节了。